作者：黃友義（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兼總編輯）

　　《四明雅韻：寧波古代詩歌英譯》（以下簡稱《四明雅韻》）是一部漢詩英譯著作。這部收錄60首歌詠寧波的古詩選集，以學術性與藝術性兼具的譯筆，將當地山水、風物、市井、人情凝練為跨文化的詩性表達，不僅以詩為媒對外譯介了中國文化，也為地方文學研究提供了新文本。在我看來，這本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四明雅韻：寧波古代詩歌英譯》

　　辛紅娟 張智中 編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其一，地域詩歌的系統梳理。寧波，古稱“四明”，以四明山為地理標識，既有“海定則波寧”的壯闊，亦有“千峰翠色越窯開”的精微?！端拿餮彭崱返木庍x，突破了傳統地方詩集以朝代或作者為綱的體例，將當地詩歌分為“地理山水”“禪道文化”“風土佳物”“酬贈送別”四個類別，讓地理空間與人文精神相融。“地理山水”篇中，唐李白筆下“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的磅礴，宋王安石眼中“拔地萬重清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寫千丈巖瀑布）的豪邁，以及元袁士元筆下“七十二溪春水流”（摹東錢湖）的盎然，展現出寧波地理狀貌的豐富。“風土佳物”篇中，唐陸龜蒙《秘色越器》對越窯青瓷的吟詠，清全祖望《四明洞天土物詩》對赤堇山紫堇的描摹，則完成了從“物”到“道”的審美跨越。該書還注重收錄生活化的題材，如清倪象占《象山雜詠·帶魚》——以“銀光鋪遍帶魚船”等白描，記錄東海漁民的勞作場景。這種對日常生活類詩歌的輯錄，打破了“方志”程式化的呈現模式，使文化記憶體現為可觸可感的生活圖景，利于國外讀者感知和接受。

　　其二，注重“文化傳真”與“詩意再生”的平衡。誠如該書序言所言，漢語古體詩歌，為最難翻譯之一種文體，難在意象意蘊、典故、作品內涵、意境等諸方面的信、達、雅。該書選擇的每首詩歌，均以英語散文體、詩體、自由體三種體式譯出，以供讀者參照?？v覽全書，可知該書的二位譯者始終在“傳真”與“再生”之間尋找平衡。他們的策略之一，是“厚重翻譯”（thick translation），即文化意象的多層次闡釋。例如翻譯“四明山”這一蘊含道教洞天福地觀念的地理名詞時，他們在“Siming Mountain”后添加了創造性的闡釋“All-Luminosity Mountain”（綻放光芒的山巒）。再如對許渾《曉發鄞江北渡寄崔韓二先輩》一詩“露曉蒹葭重”句子的翻譯——The morning reed is reedy in dew and dewdrops。名詞reed和形容詞reedy的組合，不僅復現了原詩對《詩經》“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意象的化用，還巧妙運用英文詩歌的頭韻法營造了類似漢語聯綿詞的音韻與節奏美。而dew和dewdrops兩個詞的組合，除了強化連綿回環的韻律感，還將畫面由靜態轉化為動態，實現了詩歌文化內涵與詩學美感的雙重傳遞。他們的策略之二，是對詩體形式進行創造性轉化。例如，劉長卿《游四窗》的散文體譯文注重地理信息傳遞，詩體譯文注重再現原詩節奏，自由體譯文則通過“跨行”(enjambment)的方式營造山勢起伏的視覺體驗。多種文體譯文的并置，既為研究者提供了文本細讀的參照，也為普通讀者開辟了多維度品鑒的路徑。二位譯者還注重對方言詞匯的闡釋。例如“羅漢豆”“莼菜”等，不追求字面對應，而是通過闡釋性的表達對這些詞匯進行介紹。

　　詩歌在進行跨文化傳播時，常常會陷入語言的意蘊以及所代表的文化“打折扣”的困境。《四明雅韻》的獨特價值，在于其構建了三個維度的傳播體系。第一個維度是“歷史維度”，通過編年體與主題分類的結合，展現寧波從唐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到明清“浙東學派”重鎮的文化嬗變。如選錄陸游《明州》一詩，將“海東估客初登岸”英譯為Wandering businessmen freshly go ashore from the sea，生動地傳遞了寧波港“商賈如云，桅檣蔽日”的盛況。第二個維度是“空間維度”，該書除了譯介詩歌外，還配有60余幅木刻版畫，形成圖像與文本的多樣敘事方式。第三個是“情感維度”，譯者在翻譯酬贈詩時尤為注重情感共鳴的建構。如杜荀鶴《別四明鐘尚書》頸聯“風前柳態閑時少，雨后花容淡處多”，英譯為Willowy twigs, lingering and leaning in the wind, are busy seeing people off, and spring flowers, after a shower of rain, are soaked, fallen, and faded。這一系列表達情緒的形容詞，無不傳達出詩人內心依依不舍的感覺，不僅使尾句的“且將詩句代離歌”呼之欲出，也契合現代傳播學中的“情感替代”理論，使得千年前的離愁別緒跨越文化的國界，引發更多共鳴。

　　《四明雅韻》的出版為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啟示：地域文化的國際傳播不應止步于“符號展覽”，而需通過學術性譯介實現“意義再生”；翻譯實踐既要恪守“文化傳真”的倫理，也需創新“詩意對話”的路徑。當然，作為開拓性的嘗試，該書仍有提升空間。若能在后續版本中增加“譯法辨析”專欄，對比同一詩句的不同譯稿，或通過數字出版技術嵌入方言吟誦音頻，也許會更加完整地呈現中國某一地域詩歌的聲韻之美。此外，對“浙東學派”思想與詩歌創作的關系，亦可作更深入的學術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