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何以必然東到海

　　作者：沈嘉達（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任曉剛（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科技智庫中心主任）

　　鄭欣的《百川東到海》（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關于成長的長篇小說。正如作者在“創(chuàng)作談”中所言，小說“用一個北洋軍閥大家族的覆滅為背景，描寫了第一批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翻譯與研究的年輕人，記述了他們面對時代變革經(jīng)歷的人生選擇和愛恨情仇”。作品將淳祐、淳袏兄弟等的人生成長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精神引領緊緊地結合起來，由此顯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志青年道路選擇的合理性和成長為社會中堅的必然性，從而建構起“百川歸海”的政治主題。

　　稱《百川東到海》為“道路敘事”，根本在于作者的總體預設：小說中的唐家三兄弟淳衷、淳祐和淳袏，代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種路徑。老大淳衷走的是紈绔子弟路線，從被大總統(tǒng)之子方可為所騙敗家，到八大胡同包養(yǎng)小妾，再到不知所終，昭示的是一條走不通的死亡之路。而就淳祐看，作者為其設置了一條“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曲折之路：從報考黃埔軍校立志救國，到悶頭開設古玩店，淳祐多次陷入頹廢、苦悶之中，不能自拔。后來，他在共產(chǎn)黨員陳爾留等人的教導之下，終于向解放軍交上城防圖，走向新生成為新中國的建設者。

　　淳袏則不然。在他的身上，一開始就體現(xiàn)了“先進分子”的定位。作為唐家最小的少爺，從小不受羈絆。唐家敗落，他因為英文很好而被選中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從而接觸共產(chǎn)主義，并在早期共產(chǎn)黨人領導下，迅速成為一名愈挫愈勇的無產(chǎn)階級運動積極分子。在小說中，淳袏向陳爾留書記說道：“自從北京跟隨黎達澤先生領略了馬克思主義之后，我整個人就再也沒有改變過，那個理想的世界，一直指引著我為之走下去。”顯然，淳袏是正確道路的代表。

　　《百川東到海》的整體性寫作體現(xiàn)在作者對20世紀上半葉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整體趨勢的把握上。小說通過唐家兄弟成長之路，通過對青島工運、聊城抗日、遵義避難、天津解放等情節(jié)布局，通過黎達澤、肖禾、陳爾留、羅丹等共產(chǎn)黨人的精神引領和身體力行，通過北洋軍閥傾軋、蔣介石政變、中原大戰(zhàn)、濟南慘案等歷史事實敘寫，共同凝聚起一種“整體性”。這就是：在一個大浪淘沙、摧枯拉朽的時代，大家都在時代的浪潮里明晰了自己的命運，在泥沙俱下的滔天巨浪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標。百川歸海，齊心向黨，既是淳祐淳袏兄弟、桃葉安泰夫婦等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認知，更是20世紀上半葉飽經(jīng)磨難的中國之必然結果。

　　這部小說的整體性寫作還體現(xiàn)在對1919年至1949年這三十年歷史碎片的內(nèi)在邏輯建構上。如果說鄭欣在作品中堅定地把握住了歷史的“整體性”趨勢的話，那么，具體操作來講，對歷史“內(nèi)在性”的把握就是建構歷史整體性的必由之路。因為歷史的整體性是依靠無數(shù)的歷史碎片充實而成，如果不建構好形式結構，不能有效把握內(nèi)在關聯(lián)，就有可能自我解構。

　　《百川東到海》的內(nèi)在邏輯建構體現(xiàn)在：由唐氏家族的“個體性”走向社會的“全體性”。三兄弟生命軌跡的全方位展開，既與歷史的線性發(fā)展一致，也足以展示社會的寬廣度。小說中扇面展開的有北京、貴州、青島、聊城等地的生活情景，指向的是社會緯度，由此構建起整個社會的必然性，而不只是家族的偶然性。就布局結構本身來看，也是層層遞進，水到渠成。譬如淳袏，完成了從世家子弟到青澀學生，從有志青年到共產(chǎn)黨人的蝶變。這種由歷史碎片有序建構起的內(nèi)在性，證實了百川歸海的應然和必然，是一種合法性論證。

　　小說是人的藝術，長篇小說更是提供了廣袤的空間來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百川東到海》以唐氏三兄弟的人生軌跡為主線，交織起縱橫交錯的社會扇面，場面眾多，塑造了上百個人物。其中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一大亮點。這可能因為作者本身是女性，有著天然的敏感，更源于作者對于女性社會歷史的充分把握。孟敏之、顧蕙茗、桃葉等女性的獨特個性，可謂躍然紙上。譬如小說寫到孟敏之成為衰敗了的唐家大管家，舌戰(zhàn)惠茗、端芬等人，力透紙背；還寫到她智斗蔣、孫兩位舊賬房，其氣度、精明度令人贊嘆。小說中的這些女性，既有執(zhí)著的個性，又有著現(xiàn)代女性的自律與自覺，讓人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