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在焦慮比感冒更普遍的現代生活里讓我們輕盈，指引我們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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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熱的盛夏，擠在城市熱島之中，即便有大功率的空調吞吐冷氣，有時也難除心中煩悶。偶然拿起一本卡爾維諾的《馬可瓦爾多》，品讀簡潔靈動的文字，感覺就像吃了薄荷糖，胸中暑熱一掃而空，只留下一股清涼透徹。

　　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阿甘”式人物，一個城市里庸碌的工人馬可瓦爾多。城市生活很壓抑，但馬可瓦爾多偏有著一雙“不是很適合城市生活的眼睛”，他不喜歡標志牌、霓虹燈、宣傳畫這些“設計出來就是為了吸引人注意力的東西”，卻總是對一片落葉、一根羽毛觀察入微——“通過它們，可以發現季節的變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

　　春天看街邊蘑菇生長、盛夏到公園長椅上過夜、秋日里捕鳥或兔子、冬季在冷清街道上鏟雪……馬可瓦爾多一年四季中的生活瑣事其實更具童話意味。卡爾維諾很擅長用童話般的開頭與歐亨利式的結尾來解碼真實的城市生活，又賦予人以希望。“溫暖明亮”是美國小說家厄普代克對卡爾維諾的評價，也是其作品帶給讀者的真實感受。

　　其實，卡爾維諾對人、城市、社會乃至時代的獨特體悟，來源于他的童年。父親是園藝師，母親是植物學家，年幼的卡爾維諾居住在花卉與熱帶植物簇擁的別墅里，漸漸熟識奇花異草、通曉動物習性。卡爾維諾熱衷于在作品中描寫各式各樣的森林與植物，他曾說“大海和高山保護著我，使我無憂無慮”，比起“鋼筋混凝土之城”，卡爾維諾對自然風物更熟悉、更親近。在許多童話故事里，森林往往顯得晦暗而充滿危險，但是在卡爾維諾筆下，植物是森林給予城市的禮物，森林象征回歸與純粹，是人們精神的家園，也是在迷茫時拯救他的“心靈棲居地”。

　　1949年至1959年，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際形勢動蕩和消費社會弊端逐漸顯現的這段時間，許多人痛苦地看到自身價值的瓦解。在和平與文明逐漸建立起來的現代社會，親歷過二戰的卡爾維諾身陷“迷惘的一代”，無法在戰后飛速發展的現代化城市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與歸屬，對于“我是誰”“我在哪”的追問愈發強烈。那時，文字成為卡爾維諾解開心結、表達自己的救贖方式，他主動走出文人的“象牙塔”，從此帶著社會與政治責任的“使命感”進行創作。這個時期，卡爾維諾的小說往往圍繞迷失身份的主人公展開，其所塑造的人物故事奇幻而鮮活：

　　——在《分成兩半的子爵》中，卡爾維諾講述一個在戰爭中被炮彈擊為善與惡兩半的戰士，最終在決斗中受傷被縫合、重新回歸完整，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下人性分裂和善惡沖突的投影、對自我身份的質詢。

　　——《樹上的男爵》又仿佛是卡爾維諾寫給自己內心深處“小人兒”的童話，主人公從12歲開始因為“賭氣”而棲居在樹上，直到65歲隨著熱氣球飄走、死去，奇幻的一生展現出現代社會生存壓力之下對自我存在的苦苦堅守與孤獨。

　　——卡爾維諾寫《不存在的騎士》，講述一個沒有肉體和靈魂的人，賣命工作只期望能在歷史中留下屬于自己的痕跡，折射出現代人焦躁不安的心態、不知身居何處的迷茫。

　　三部膾炙人口的小說都講述主人公在社會中格格不入、窮其一生探尋自我價值的故事，它們共同構成《我們的祖先》三部曲，既有傳奇色彩，又極富現實意義。其實，在童話的敘事手法背后，卡爾維諾更意圖探討意大利社會中蔓延的“時代空心病”，對現代人自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發出靈魂叩問。

　　“天真爛漫”的小說《馬可瓦爾多》是卡爾維諾創作生涯的全新高度，有人稱這是“一部承前啟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開啟了他創作的黃金時代”。自此，卡爾維諾不再著眼于塑造奇絕的人物、一味催促人們向內尋求“我是誰”，而是將視野拓展到人與環境的關系上。當時，隨著整個西歐經濟飛速發展，意大利在20年間經歷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工業革命讓階層分化迅猛而劇烈。“歷經滄桑”的卡爾維諾眼看著城市不斷向外擴張、城市節奏不斷加快，然而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們明顯還沒有準備好去迎接這一切，他們越發孤寂、惶恐、陌生和不安，卻已經擠上了時代的“快車”，貪圖消費和享受。

　　“我對談論城市非常上心，是因為城市生活變得如此不舒適，以至于有必要問問我們自己，城市對于我們來說是什么，又應該是什么。”寫罷《馬可瓦爾多》，卡爾維諾開始思考：城市將裹挾著人向何處去？要想回答這個難題，僅僅觀察自己身邊熟悉的城市是不夠的。幾年后，卡爾維諾“以過客的身份”遷居法國巴黎——他心目中一座“成熟期的城市”，作為一個來自異鄉的“觀察者”“隱形人”，他觸摸一座城市高速運轉時的脈搏，在那里居住了將近15年，與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特等當時的思想大家“談笑有鴻儒”，也獨自見證城市里白天的人潮洶涌、夜晚的空曠寂靜。

　　作為“城市觀察家”，卡爾維諾最愛做“隱形人”，他坦言“作者應該隱藏于文字之后”“當我所在環境讓我自以為是隱形人時，我覺得無比自在”。他喜歡坐地鐵，在飛馳中盡情享受“匿名”的快感：“我可以夾在人群中觀察大家，保持絕對隱形”。這段時間，卡爾維諾創作后現代派作品《看不見的城市》，通過虛構55座光怪陸離的城市，他不僅展現出城市作為地理、社會和文化空間的多元價值，還提醒人們在發展城市的同時更要注意“一葉障目”的風險，必須時刻把握自然與城市的邊界感、分寸感。

　　已步入人生最后幾年的卡爾維諾于1980年回到祖國懷抱，完成了最具自傳色彩的小說《帕洛馬爾》。他生動講述著他所看到的城市風光與陰影，將自己一生所聞所感、對城市的領悟融入最后的創作。他指出飛速發展的現代化城市中“充滿了不精確的、錯誤的規則”，叮囑都市人莫要總勞神于“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而是要學會“觀察那些可見的事物”，具備“關心現實”的精神。

　　1985年，休假期間的卡爾維諾突發腦溢血，短短十幾日便撒手人寰，許多人還在等待他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最終只剩下感嘆與惋惜。然而，彌留之際的卡爾維諾已然足夠灑脫，看著自己身上插滿管子，他仍不失風趣地說了一句：“我覺得自己像一盞吊燈。”卡爾維諾曾在書中表明心跡：“決定著手描述自己一生中的每一時刻，只要不描述完這些時刻，他便不再去想死亡。”或許比起遺憾，我們更應當認為，卡爾維諾是幸福的。

　　當日，《紐約時報》發表了《卡爾維諾訃告》，稱卡爾維諾是意大利當代小說界的領軍人物、充滿想象的寓言作品的大師，他“在焦慮比感冒更普遍的現代生活里讓我們輕盈，指引我們創造”。如今，在陷入無端的身份焦慮，在生活中感到莫名壓抑時，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也可以問詢這位“溫暖明亮”的小說家，收獲有關人與城市的啟迪。就像一位豆瓣讀者分享的那樣，“在地鐵車廂的忽明忽暗中和故事中的角色來一次心靈郊游”。（陳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