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樹前頭萬木春：詩人的性格決定命運

　　唐順宗李誦即位后，支持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人大刀闊斧推行改革，大唐中興呈現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美好前景。但順宗的健康狀況和改革集團的內部矛盾，卻導致這場改革成為大唐中興歷史進程中的“沉舟”“病樹”。

　　永貞革新：顏色如花命如葉

　　貞元十九年（803），當時還是太子的李誦有次和僚屬討論朝政，表示要勸父皇停廢民憤極大的宮市。東宮官員“皆稱贊”，唯有出身社會底層、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的王叔文“無言”，李誦頗感怪異。

　　眾臣散去后，太子問他何故不言？王叔文言道，殿下您目前的唯一職責就是孝養陛下，不宜過問朝政；陛下年事已高，如果懷疑您收攬人心要搶班奪權，您何以自解？且此時宦官已經在皇位繼承上有發言權，如果太子觸犯主導宮市的宦官的利益，會有接班無望之虞。太子聽罷“大驚”，涕泣言道“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王叔文由此得到太子“大愛幸”，與另一寵臣王伾一起成為太子心腹。

　　王叔文觀察朝中百官，為太子挑選班底。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陳諫、凌準、韓泰、程異等青年，急于施展抱負，先后與王叔文“定為死友”，其中尤以柳宗元、劉禹錫為甚。

　　柳宗元與劉禹錫，二人年齡相仿，只差一歲，都出自中低級官員家庭，早年飽經戰亂流離，關心同情普通百姓。貞元九年（793），柳宗元、劉禹錫同年考中進士，經吏部銓選后步入仕途，經常與其他青年士人討論朝政得失，意圖在太子登基后整頓朝綱。

　　永貞元年（805），順宗即位。王叔文、王伾集團迅速接管朝政，二月十一任命韋執誼為宰相。王叔文居中決策，王伾溝通四方，韋執誼主持前朝事務，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各司其職。

　　改革集團首先以反腐為突破口，將橫征暴斂的京兆尹李實貶到通州（今四川達州一帶）當刺史，贏得民心；將百姓拖欠朝廷的皇糧國稅一筆勾銷，謝絕各地進奉，廢除宮市、五坊小兒等貞元弊政。三月，將陸贄等被德宗貶黜的賢臣請回朝廷；五月，任命范希朝為神策軍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準備奪取宦官兵權。

　　幾項措施下來，貞元年間弊政一掃而空，史稱“永貞革新”。但是，王叔文等人過于急躁，自視過高，自詡為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且心胸狹窄，將韓愈等傾向改革、只是不屬于他們集團的大臣都排斥在外。

　　韓愈曾作詩《永貞行》，“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詩中“一朝奪印付私黨，懔懔朝士何能為”“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等語，即是指王叔文只提拔本集團內部士人，失去大多數朝臣支持；而“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語，則是指王伾貪污納賄，家里甚至專門打造一個存放金銀綢緞的大柜。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改革集團所依賴的順宗半身不遂，不能有效掌控朝政。掌握禁軍實權的宦官俱文珍等人，反對范希朝、韓泰統率神策軍；掌握地方實權的劍南節度使韋皋等人因擴大權力的要求一再被革新派壓制，都和王叔文有矛盾，多次上表要求順宗傳位給太子李純。

　　永貞元年（805）六月，王叔文因政見不合與韋執誼發生激烈沖突，后在俱文珍的威逼下被迫辭職。韋執誼不但不承擔起整合改革力量的重任，反而拒絕王叔文的任何建議。王叔文去職后，王伾進退失據，多方奔走試圖起復王叔文為宰相并統領禁軍。一番努力無果后，王伾明白大勢已去，一日在翰林院值班時忽然佯裝發瘋，大叫“伾中風矣”，被人抬回家中，從此閉門不出。

　　八月，順宗在俱文珍的反復施壓下，被迫退位為太上皇，命太子李純即位，是為憲宗。憲宗將革新集團成員全部貶為地方各州司馬，王伾在貶地病死。第二年正月，46歲的順宗駕崩，憲宗賜死王叔文。永貞革新以王叔文、王伾為首，中堅力量劉禹錫、柳宗元等8人均被貶為司馬，故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失敗后，白居易作《陵園妾》詩，用為先皇守陵的宮女喻指“二王八司馬”，表達了對革新派的深度同情——“陵園妾，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憲宗在貶黜“二王八司馬”時，曾明確下旨即使全國大赦也不能赦免革新派，故白居易在詩中有“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之語。

　　柳宗元“獨釣寒江雪”，劉禹錫“我言秋日勝春朝”

　　劉禹錫貶任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帶）司馬后沒有消沉，仍然保持激越向上的斗志，曾在一年秋天登高遠望秋色，寫下《秋詞二首》，其一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相比于樂觀豁達的劉禹錫，貶謫永州（今湖南永州一帶）的柳宗元性格比較憂郁敏感，他在《漁翁》一詩中寫道：“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云相逐。”漁翁在山青水綠之中自遣自歌，獨來獨往，頗似貶謫孤寂的詩人自身。

　　在《江雪》中，柳宗元更是用隱居山水之間的漁翁，寄托清高孤傲的情感，抒發政治上的失意苦悶——“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憲宗元和十年（815）初，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已經“十年不量移”。執政大臣憐諸人之才，欲漸次提拔進用，將他們召至京師。劉禹錫回京后，有次在長安道觀玄都觀賞桃花，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劉禹錫借桃花嘲諷那些在這10年中成長起來的新貴，不過是在自己被排擠出去之后才得以提拔，而那些看花之人無非是趨炎附勢之徒。

　　這種滲透到骨子里的譏諷，深深刺痛了新貴們。回京不到三月，在新貴的詆毀下，憲宗任命柳宗元為柳州（今廣西柳州一帶）刺史、劉禹錫為連州（今廣東連州一帶）刺史、韓泰為漳州（今福建漳州一帶）刺史、韓曄為汀州（今福建長汀一帶）刺史、陳諫為封州（今廣東封開一帶）刺史。五人官職雖然由司馬升為刺史，但任職之地更加偏遠，實為貶黜。

　　柳宗元、劉禹錫同出長安南下，走到湖南衡陽時分別，一去廣東，一去廣西，各奔東西。二人臨別各寫三首贈別酬唱詩，柳宗元先提筆寫下《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勸劉禹錫莫要再意氣用事，作出看花戲君子之事。

　　劉禹錫虛心接受柳宗元勸告，深情寫下《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歸目并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遷客騷人同立荒郊，翹首仰望北回大雁，思鄉之情傳達得極為凄婉。兩人馬上要各奔東西，只有山水相望。夕陽古道，風煙漫漫，前程茫茫。

　　從貞元九年（793）同榜進士，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到22年后風云變幻，再貶遠荒，更讓他們感到凄涼的不是個人遭難，而是朝廷弊政依舊，無力回天。柳宗元最擔憂的不是已經遭受打擊的當下，而是二人不知何時才能重聚的未來。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42歲，劉禹錫43歲，雖逾不惑，卻也尚是壯年。劉禹錫遂寫下《答柳子厚》勸慰：“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會待休車騎，相隨出尉羅。”他勸柳宗元：雖然我們比“四愁多”的東漢張衡更加郁郁不得志，但更應效仿春秋遽伯玉在六十高齡仍能與日俱新。

　　柳宗元的憂郁，劉禹錫的達觀，兩人的性格差異深度影響到再次貶謫后的心境，以致多年后只有劉郎獨自踏上北歸之路。

　　劉禹錫歸來：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元和十年（815）五月十一，劉禹錫到達連州。稍晚后的六月二十七，柳宗元抵達柳州，迫不及待登上城樓，只為遙望同被遠貶的劉禹錫、韓泰、韓曄、陳諫，寫下《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元和十四年（819），憲宗成就文治武功，大赦天下，裴度趁機勸憲宗召柳宗元回京。只可惜柳宗元多年抑郁，重病在身，無法上路。這年十一月初八，年僅47歲的柳宗元在悲憤交加中于柳州郁郁而終，終究未能返鄉。

　　同年，劉禹錫扶母親靈柩回洛陽，十一月路過當年同柳宗元分別的衡陽時，驚聞柳宗元去世噩耗，“驚號大叫，如得狂病”，悲痛中寫下《重至衡陽傷柳儀曹》，“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千里江蘺春，故人今不見”。

　　憲宗去世、穆宗即位后，劉禹錫改任他州刺史。敬宗寶歷二年（826），劉禹錫奉調回洛陽東都尚書省任職，與從蘇州刺史任上同返洛陽的好友白居易在揚州相逢，置宴把酒，白居易寫下《醉贈劉二十八使君》，贈予劉禹錫：“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劉禹錫寫下《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回贈白居易：“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從順宗永貞元年（805），到敬宗寶歷二年（826），劉禹錫先后貶任湖南、廣東、重慶、安徽等地。23年間，柳宗元等老友漸次離去，世事變遷，人事全非，恍如隔世。劉禹錫用病樹、沉舟況喻自身，雖有惆悵之意，更具達觀之心。“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劉禹錫《酬樂天詠老見示》），面朝新局，他重添精神，再迎春光。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三月，劉禹錫調回長安，此時距他元和十年（815）作詩“戲贈看花諸君子”已經14年。劉禹錫重游玄都觀，見觀內“蕩然無復一樹”，遂再題《再游玄都觀》：”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桃花已經蕩然無存，元和時期的新貴們也已經樹倒猢猻散，只有我劉郎硬硬朗朗地又回來了！此詩分明是有意舊事重提，對權貴的輕蔑嘲笑，對未來的樂觀不屈，盡在這28字之中。

　　回長安后，性情曠達的劉禹錫仕途相對順暢，于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出任正三品的禮部尚書，后因病赴洛陽任同是正三品的太子賓客，雖未能拜相執政，但所任職務多是品級較高的閑職，亦樂得逍遙，與同居洛陽的白居易“酬復頗多”。會昌二年（842）七月，劉禹錫病逝，終年71歲，葬于滎陽（今河南鄭州西部）。

　　當年憲宗雖嚴厲處置了柳宗元、劉禹錫等革新派，但并未否定革新，而是順勢舉起革新大旗，革新已經成為朝野上下共識。沉舟側畔，千帆競發而過；病樹前頭，萬木蔥蘢而春。一場轟轟烈烈且腳踏實地的革新運動即將發起，助推大唐走向安史之亂后的真正中興。

　　（作者：吳鵬，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著有《選賢——<資治通鑒>中的用人得失》《大唐二十一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