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馮驥才：我喜歡做的事情里有一點悲壯感

　　馮驥才的畫室

　　2021年10月12日，馮驥才剛寫完《多瑙河峽谷》。

　　馮驥才剛剛過了80歲生日。他希望給生日加一點東西，跟105歲的母親，一起吃一頓面。

　　馮驥才剛剛過了80歲生日。

　　一般人過八十大壽，穿上唐裝，后邊擺壽星佬，前面擺果籃鮮花，很多人來祝壽……但馮驥才不想太庸常地過，他希望加一點東西。

　　其一，跟105歲的母親，一起吃一頓面。“母親25歲生我，現在還身體健康。我80歲的人還能去看自己的媽媽，很難得。”

　　其二，在學院搞一個活動，不是祝壽，是做一點研究。“從出生到現在，我基本都生活在天津。我想討論知識分子和故土、故土上的人民，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有著怎樣的情感——這對作家、對文學，都是有意義的。”

　　和馮驥才80歲的人生一塊兒到來的還有兩本新書——《畫室一洞天》《多瑙河峽谷》，前者是隨筆集，后者是5部中短篇小說的結集。

　　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馮驥才說：“我雖然80歲了，但我的心理年齡、身體感覺，仍然是50-60歲之間，還是有敏感度和想象力，創作是我內心的需要。”

　　中青報·中青網：你有在人生重要日子作畫的習慣，今年會畫嗎？

　　馮驥才：每個人的人生都會有一些節點，有時候人的努力是為了給未來留下一些記憶。我50歲的時候，畫了一大片樹，已經入秋，但葉子在陽光下閃著光。當時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就像那片樹。60歲的時候，我畫了一幅《豪情依舊》，一只船在大江中流揚帆。當時我開始做民間文化遺產搶救，需要這么一股力量。今年我還沒有畫，因為還不知道會有什么樣的情感。

　　我在結婚紀念日的時候，比如銀婚、金婚、綠寶石婚，都會畫畫，是我們兩個人一起畫一對小鳥。這個最早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最艱苦的時候，我們一起畫了一對在風雪中的小鳥。后來，我們一直畫鳥，風景不斷變化，但兩只鳥一直在。

　　中青報·中青網：《書房一世界》和《畫室一洞天》，是不是你寫得最快樂的作品？

　　馮驥才：讀者可能體會到了，我是挺高興的。寫的時候特別放松，因為都是寫我身邊朝夕相處的東西，而我又知道每個東西里的故事。就像宋人寫筆記，白描，寫出平淡生活中的況味。可能會有一些傷感的東西，但不至于讓我落淚。人到了七八十歲，感受過往的一點一滴，喜怒哀樂，在文章中會變成另外一種詩意。

　　中青報·中青網：繪畫和寫作，對你而言各意味著什么？

　　馮驥才：我最早是畫家，畫了15年，當然現在還在畫，只是不多了。繪畫對我而言更私人化一些，是一種個人的心靈感受，一種排遣，一種抒發。文學更多承擔了一些對生活的思考、對社會的責任。

　　文學影響了我的繪畫，比如在繪畫中追求文學性和詩意，這也是中國繪畫、特別是文人畫的傳統。繪畫也影響我的文學，因為它和文學共通的一點是，都要產生視覺的形象，給讀者營造一個看得見的空間、人物、景象，而且越鮮明越簡潔越好。

　　這兩件事我不需要分配時間。有文學創作沖動的時候，我就到書房去寫；有了用繪畫表達的欲望，我就走到畫室。我的書房和畫室，是在家里一個廊子的兩頭，這是一個甜蜜的往返，很幸福。

　　中青報·中青網：你覺得自己的畫室還缺點兒啥？

　　馮驥才：挺好，什么都不缺。我老師的畫室里，有楠木的書架，散發著獨特的幽香，掛著軸畫，擺著綠植，很優美；現在的畫室更像車間。我在書里寫了兩個畫家的畫室，一個是吳冠中，很小只有十幾平方米，一個是韓美林，很大，共同點是全是畫，畫室是干活兒的地方。

　　中青報·中青網：為了搶救民間文化遺產，你曾經賣畫籌款。

　　馮驥才：首先，賣畫救不了民間文化。那么大一個中國，那么多文化遺產，憑我賣的那些錢能起什么作用呢？可能有一個作用，就是喚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當時賣完畫，有一種“家徒四壁”的感覺。后來我說了一句話，我喜歡做的事情里有一點悲壯感。我把我的心交給大地了。

　　中青報·中青網：那現在你是回到了文學嗎？

　　馮驥才：從寫作的意義上，我曾經和文學闊別了20年，但是我不會離開文學。在做民間文化遺產搶救的時候，我經常會有文學的沖動和想象。文學想象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時候。特別是晚上坐在汽車里，聽著音樂，好幾個小時，文學想象就忽然出來了。

　　但那時候我不可能寫，沒時間。有時候看到同輩作家或者年輕人出新書，我有一點苦澀，覺得沒法做自己熱愛的東西。但也只有“一點”，因為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太重要了，必做不可。

　　我這輩子既然跟文化遺產保護捆綁在一起，是永遠不會松綁的，只是沒有體力再繼續。如果讓我回到60歲有體力的時候，我還是要放下小說?，F在文化遺產仍存在大量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困境，有太多的事情沒有做。

　　中青報·中青網：《多瑙河峽谷》中的5篇小說，在真切的現實中引入了夢幻、奇幻、奇遇等因素，“亦真亦幻”，是你之前沒有過的風格。你是如何保持這種創作熱情的？

　　馮驥才：對文學的熱情是天性，搞文學的人，當對生活有熱情的時候，必須要用文字來表達。比如，寫《木佛》的時候，我換了一個角度，不是以人寫物，而是以物寫人，以木佛的自述為敘述視角。

　　現在我和以前有一點不同。以前更希望和讀者一塊兒認識生活，現在我覺得文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留下審美的形象和對時代的思考。一個好的藝術家要影響一個時代的精神，特別是審美的精神。

　　有人問我，有什么寫作計劃？我就沒什么計劃，寫作是一種快樂的創造，過去20年生活的積累太多了，我止不住地一篇一篇地寫。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創作有變化，那有什么是不變的？

　　馮驥才：我堅持一點，要把文學寫成藝術品，所謂藝術品，就是有審美價值的。我還堅持小說家的語言——不管寫的時候多么激情澎湃，小說的語言最終應該是精當的。這也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先成熟的是詩，然后是散文，而詩歌給文學最大的影響就是語言。寫《俗世奇人》的時候，我寫得很快，但改的遍數很多，語言不行，我不敢放手。

　　中青報·中青網：你祖籍浙江寧波，你的父母是怎樣的人，他們對你有什么影響？

　　馮驥才：我母親是山東濟寧人，這個地方的特點又文又武。文，是孔子和孟子的故鄉，武，有水泊梁山，是當年武松魯智深活躍的地方。我父親是寧波人，家族從唐代以來就是文人。山東人的陽剛，浙江人的細膩，兩種文化對我都有影響。影響不是幾句話的事兒，是刻在骨子里的精神。

　　50歲的時候，我到寧波辦了一個畫展，我敬我的老家，那是我生命的發源地。我第一次賣畫也是在寧波。當時沒有錢修繕賀知章的祠堂，我在畫展里選了5幅自己最喜歡的畫賣了捐了，現在祠堂已經成為當地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旅游景點。

　　這樣的事情，我做的挺多，它沒有任何想法，沒有任何功利，只是出于熱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