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秦州區棗園莊古城墻遺址芻議

　　棗園莊舊城墻遺址　韓儀麟　攝

　　張廣成

　　城垣（城墻）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由蒙昧時期步入文明時期的一個重要標志！

　　我國歷史上城垣的出現，依據文獻，多數資料述說是夏代。諸如《世本·作篇》載：“鯀作城郭。”《呂氏春秋·君守》記載：“夏鯀作城。”《淮南子·原道訓》云：“昔者，夏鯀作九仞之城。”總之，是說夏禹的父親鯀就已經開始建造城郭了。也有不同載述，如《史記》曰：“黃帝時為五城。”則又早于夏代而在炎黃時期就已有構筑城垣之舉了。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湖南澧縣城頭山、浙江良渚、安徽凌家灘、山西陶寺、陜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遺址中發現了城垣遺址。其中，湖南澧縣城頭山城址距今約6000余年，是迄今國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良渚城址，距今5000年左右，城垣布局周詳、規模可觀，曾榮冠“中華第一城”之譽。以上考古發現，從時段相比對，超出了傳統古籍所載的年代斷限。毋庸置疑，遠早于夏代之前，我們的先民就已經步入文明，有筑建城垣之壯舉了。

　　一

　　天水始建城垣是什么時候呢？傳統文獻沒有直接的記載，只能以史籍所載事件，予以推斷。

　　據《史記·秦本紀》所述：“（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秦武公十年，即公元前688年，是說這一年秦武公征服了邽戎、冀戎原居之地，并首先設立縣制行政建構，將該地納入其版圖轄治。

　　冀縣就是今甘谷縣，而邽縣就是后來的上邽縣，即今天水市秦州區（《上邽故址考》）。遺憾的是，《史記》并未明述設縣后上邽有筑城之事，我們只能如下推斷：

　　首先，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筑城之事，競相比拼、興味極濃，秦人當也不甘落伍。繼秦武公之后的秦德公，就在今陜西鳳翔營建雍城，經考古發掘，雍城遺址城垣周長達13000余米，面積約10.56平方公里，其規模是令人驚嘆的。足證，此前秦人早就掌握了能建構相當規模城垣成熟的筑城技術，也折射出秦人具有筑城守土的強烈戰略意識。

　　其次，城郭初始的功能是基于軍事防守的，正如《墨子·七患》所云：“城者，所以自守也。”其屬性純粹是屯兵戍守，所以“城”之本原實為軍事工程。后來有百姓入住，城而有市，遂形成軍事、社會民生兼融的“城”，又增加了如《穀梁傳·隱公七年》：“城，為保民為之也。”即綏靖保民的功能。

　　據此推斷，秦人擴疆拓土，征占邽、冀戎之地，即時設置縣制，當自然以屯軍守土為首要選項，為達此軍事目的，修筑城垣而強化戍衛，應是設縣后必然跟進的戰防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姑且認定：天水（上邽）城垣當始建于公元前688年或此后不久，是接近歷史實際的。

　　二

　　時至漢代，天水城垣有了較大的發展。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載：“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舊天水郡治，五城相接。”酈氏此注清晰說明，天水城垣，早在漢武帝設郡之初，就已是“五城相接”，其格局之宏大，令人贊嘆。“五城”為何名，惜未明錄。

　　此后，天水城垣歷經滄桑歲月，屢遭戰亂兵燹和自然災害之厄，毀圮迭生，相繼修繕。

　　至明代，秦州（天水）城垣其貌“若囪欞之星列，角樓之峰峙，堞鋪之云布，城扉之銀鋪，檻垣之壁粲，橋紐之虹垂”（明·胡纘宗《重修秦州城記》）之壯觀，成為“隴以西為州者五，惟秦為最巨”（清·宋琬《重修秦州城垣記》）的隴右各州居首的城垣。格局是“官之所蒞為衛城，環廓面城者四，睥睨相屬者聯珠”，亦是有“五城相接”的規模。

　　至清代，雖遭地震毀城之災，經修復達到“其城郭峙如也，其樓觀翚如也，其館廨翼如也，其壇壝亭鄣巍如也，煙火萬家，鳴吠之聲相聞也”（宋琬《重修秦州城垣記》），城垣已恢復到相當規模。

　　存留的天水（秦州）明、清城垣，屬版筑夯土類型。于今，依然有遺址留存，有關部門采取了保護措施，修筑園林景點，可供一覽。

　　三

　　近年來，秦州區棗園莊發現一段舊城墻遺址，引起社會多方關注。對其年限斷代，頗為熱議，但一手資料孱弱，難有定論。

　　筆者縈系于懷有日，終于在地方志中覓得資信，現照錄于下：

　　《光緒重纂秦州直隸州新志》卷之二《秦州》（中國地方志集成 甘肅府縣志輯）條：“東鄉出東關城，過濛水，舊有橋，今廢。《元和郡縣志》云：司馬懿壘俗名上募城，諸葛壘俗名下募城，又東八里有姜維壘（注：‘姜維壘’的引文有異。查《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九《隴右道上·秦州·上邽縣》條：‘姜維壘在縣北八里。’）今諸葛壘在路南，其余不可考。又東五里鋪有古城遺址，俗名韓公城。南折過耤水，又東二里，有云章閣。又東為十里鋪。”

　　依《志》文所述，覓蹤求跡。州城（今秦州區）出東關城，沿路（約今岷山路）迤邐東行。“濛水”今羅玉河，又行，有“諸葛壘在路南”，諸葛軍壘原址就在今路南，現遷移。續行，為東五里鋪，今名猶是。向南折行過耤水（今有五里鋪耤河大橋），又（沿今羲皇大道）東行“有云章閣”，民間稱曰奎星閣，現為一企業家屬區，至今保留奎星閣之名。“又東為十里鋪”，今有村落，村名亦是。

　　可見《志》文所述，其方位、地貌、里程、地面建筑物和附著物等，今昔比對，亦然有留存參照可稽，所敘頗具真實性、可信性。緣此，可資采用為據，對秦州區棗園莊發現的舊城墻遺址的年代，予以詮釋，聊為芻議。

　　《志》文曰：“東五里鋪有古城遺址，俗名韓公城。”“東五里鋪”，與今棗園莊所處地理位置吻合；“有古城遺址”，明確此處有古城遺址留存；“俗名韓公城”，“俗名”即民間社會認定的、經久沿襲的稱謂。“韓公”指北宋韓琦，也就是說，此古城遺址是北宋名臣韓琦所筑。

　　韓琦于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夏四月辛巳，知秦州”（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三十一）。韓琦蒞任秦州知州，即奏請朝廷，謀劃修筑天水（秦州）城垣，“初，知州韓琦，以為州東、西居民及軍營饉萬余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悍蔽，因請筑外城”（《長編》卷一百三十五）。顯見韓琦筑城之初衷，是為秦州居民之棲身安居而縈懷，也是為恪職戍疆衛邊而謀劃。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辛未，秦州言筑東、西關城成”，筑城完工。新修的城垣規模是“凡十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并進行了竣工嘉獎，“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長編》卷一百三十五）。韓琦新修的天水城垣，世代譽稱“韓公城”。

　　何以秦州區棗園莊發現的這段舊城墻遺址，在東、西關城郭之外呢？可推斷，應當是韓琦同期（公元1041年—1042年）所筑的附城近郊屯兵軍營遺址，或是供參與筑城的軍民工役的居住遺址。總之，都與韓琦相關，所以，方才有世傳“俗名韓公城”之稱謂。

　　更需綴敘。韓琦是一位杰出的歷史人物，曾與范仲淹共同戍邊，時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宋史紀事本末》）韓琦曾與范仲淹推行著名的“慶歷新政”。韓琦亦曾“相三朝，厥功大矣”，病逝后朝廷賜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宋史》）

　　韓琦任秦州知州，僅一年左右。其間，韓琦“招懷種落，訓練士卒”，團結各民族練兵對敵。西夏之所以未敢侵犯秦州，皆因“韓琦為守也”（《續資治通鑒長編》）。秦州得免兵燹，惠澤一域，顯見韓琦鎮守有方。

　　韓琦這位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曾知秦州，這是歷史的機緣，無疑給天水（秦州）這方熱土增添了濃郁的歷史人文氣息。尤需稱道的是名人筑名城，“韓公城”為天水（秦州）這座歷史文化厚重的古城的歷史，留下濃墨重彩的傳世之筆。更為有幸的是，棗園莊“俗名韓公城”存世于今，亦屬珍稀。倘如此，此棗園莊城墻遺址已接近千年，庶幾是韓公之功績碑，亦不啻是天水古城歷史文化的一處熠熠生輝的閃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