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十二時辰：古人的時間之美

　　作者：邵鳳麗（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

　　晨曦初露，太陽從東方緩緩升起，新的一天悄然開啟。古人憑借卓越的才智，以一種近乎詩意的方式，將一日的光陰精心雕琢成十二個各具風貌的章節(jié)——十二時辰。這一時間劃分制度在漢代已經(jīng)萌芽，當時人們開始采用“十二地支”的順序來標識一天中的各個時段。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制度逐漸發(fā)展完善，并在唐宋時期廣泛普及，最終成了中國人普遍使用的時間計量方法。

　　青銅漏壺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

　　在十二時辰制度形成之前，古人采用的是殷商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時稱計時法。這種計時方法巧妙地結(jié)合了太陽的運行、自然現(xiàn)象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規(guī)律，將一天的時間劃分為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十二個時段。“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在夜半（子時，23：00—1：00）人靜、萬籟俱寂之時，張繼難以入眠，卻意外地從寺中傳來的鐘聲中尋得一絲心靈的慰藉，靈感迸發(fā)，創(chuàng)作出千古名句。

　　除了時稱計時外，古人還使用漏刻計時法。“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王安石以漏刻計時法為背景，描繪了香爐煙盡、漏聲將殘的靜夜景象。漏刻計時法中的“漏”是用于計時的帶孔的壺，“刻”是配有刻度的浮箭。漏刻分為泄水型和受水型兩類。泄水型漏刻是水通過壺孔流出，壺內(nèi)水位下降，浮箭隨之下沉，通過觀察浮箭上的刻度來判斷時間的流逝。相反，受水型漏刻則是將浮箭置于接收水的壺中，隨著水位上升，浮箭也會上升，以此來指示時間。漏刻的發(fā)明讓人們無須頻繁觀測天文現(xiàn)象就能隨時知曉時間，減少了對自然條件的依賴，標志著中國古代時間計量技術(shù)的一大進步。這種計時方法不僅精確度高，還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情感價值。古代文人常常在詩詞中提及漏刻，借以抒發(fā)內(nèi)心的情感。溫庭筠在《更漏子》中說：“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簾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漏聲迢遞，與春夜的細雨、柳絲、塞雁、城烏等意象相互呼應，共同構(gòu)建出一幅寂寞與惆悵的深閨春夜圖。

　　日晷

　　上面提到的兩種計時方法——時稱計時法與漏刻計時法，主要以太陽升起作為白天時間計量的開始，因此深受季節(jié)更迭的影響，屬于非勻定時間體系。這種時間體系之所以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占據(jù)核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歸因于農(nóng)耕社會的特性，人們遵循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節(jié)奏。與之相較，十二時辰制度則展現(xiàn)出更為精細且均勻的時間劃分特點。它從夜半時分起始，將一日均勻切割為十二個時段，并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這十二辰作為標記。其中，“辰”原本象征著天空中的方位，而十二時辰則是通過觀察太陽在一天中的視覺軌跡，利用其方位變化構(gòu)建的一個既穩(wěn)定又精確的時間框架。

　　十二時辰的概念最初起源于西漢時期的式占和歷算中的“日加”十二辰，也稱作“加時”。不過，這一時間系統(tǒng)起初僅是一種理論性的構(gòu)想，未在社會中廣泛普及。直到梁武帝時對時制進行改革，將漏刻與“加時”相結(jié)合，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辰刻計時法，這才正式將十二辰作為時間的專有名詞。這一新的計時方法后來被隋代的官方歷法所采納。隋文帝在右武侯屬官中增設(shè)了“司辰師”這一職位，專門負責時間的管理。盡管如此，這一制度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影響仍相對有限。唐代以后，隨著計時技術(shù)和社會生活的進一步發(fā)展，十二時辰制度才逐漸普及開來，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不可或缺的時間計量方式。

　　《宋史》中對當時白天的計時方式進行了詳盡描述：“每一時，直官進牌奏時正，雞人引唱，擊鼓一十五聲。至昏夜雞唱，放鼓契出，發(fā)鼓、擊鐘一百聲，然后下漏。”當時，皇宮中負責報時的“雞人”沿用著唐代的唱詞,清晨時唱道：

　　朝光發(fā)，萬戶開，群臣謁。

　　平旦寅，朝辨色，泰時昕。

　　日出卯，瑞露晞，祥光繞。

　　食時辰，登六樂，薦八珍。

　　禺中巳，少陽時，大繩紀。

　　日南午，天下明，萬物睹。

　　日昳未，飛夕陽，清晚氣。

　　晡時申，聽朝暇，湛凝神。

　　日入酉，群動息，嚴扃守。

　　十二時辰不僅精準細膩地描繪了古人對時間的把握，更體現(xiàn)了他們深邃的人生智慧。如果說子時夜色深沉，萬籟俱寂，為新的一天鋪墊寧靜的序幕，那么到了丑時（1：00—3：00），金雞初啼，太陽在地平線之下蓄勢待發(fā)，光芒初露，新的一天即將拉開序幕。王安石曾在此時勇攀飛來峰，只為親眼見證日出的壯麗，并留下“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的傳世佳句。到了寅時（3：00—5：00），旭日東升，岑參此時策馬，“平旦驅(qū)駟馬，曠然出五盤。江回兩崖斗，日隱群峰攢”，陽光穿透薄霧，照亮了蜿蜒的江河與巍峨的山巒，構(gòu)成了一幅令人心曠神怡的自然畫卷。在大詩人李白的眼中，日出（5：00—7：00）的景象別有一番韻味：“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李白認為太陽從東方升起，仿佛從地底而來，日復一日地穿越天空，沒入西海，這是不可更改的自然規(guī)律。他進一步感慨道：“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裴徊。”借此抒發(fā)對自然萬物興衰的哲思。最后，李白以“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表達了自己超脫世俗的豁達心境。

　　在十二時辰的輪回中，午時（11：00—13：00）占據(jù)舉足輕重的地位，標志著太陽達到一天中的最高點。宋代文人蘇舜欽在《紫閣寺聯(lián)句詩》中說：“日光平午見，霧氣半天蒸。”太陽高懸，光芒萬丈，陽氣旺盛至極，仿佛將大地的一切籠罩在明亮與溫暖之中，霧氣在陽光的照耀下蒸騰而起。午時不僅是自然界陽氣最為充沛的時刻，更在古人心中承載著特殊的意義。古人認為，午時三刻（約11：45）陽氣最盛，此時執(zhí)行斬首刑罰，被認為可以迅速驅(qū)散陰氣，使被斬之人無法成為鬼魂，這一觀念在古代法律實踐中有著深遠的影響。此外，午時還是人們社會活動的一個重要時間節(jié)點。古人有“日中為市”的傳統(tǒng)，《易經(jīng)·系辭下》中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午時的寧靜與閑適同樣被文人墨客所青睞。王安石在《午枕》中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午睡的愜意：“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陽光透過窗簾，紅影斑駁，靜謐而略帶愁緒。而對于廣大農(nóng)人來說，午時則是他們辛勤勞作的見證：“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鐘暮鼓無休時。”古代常以晨鐘暮鼓的形式，宣告一天的開始與結(jié)束。白行簡《李娃傳》：“久之日暮，鼓聲四起。姥曰：‘鼓已發(fā)矣，當速歸，無犯禁！”酉時之際，夕陽西下，但依舊光彩奪目。陶淵明則感嘆道：“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隨著太陽落下，晚間的計時開始。北宋宮廷中將夜晚分為五個更次，從戌時開始，直至第二天的寅時，“每夜分為五更，更分為五點，更以擊鼓為節(jié)，點以擊鐘為節(jié)”。其中第三更對應的是子時，這也就是“三更半夜”的由來。“三更三點萬家眠，露欲為霜月墮煙。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時動倚窗弦。”三更三點時分，萬籟俱寂，人們都已安然入眠，而露水凝結(jié)成霜，月光灑落，煙霧繚繞之中，斗鼠上堂，蝙蝠出沒，為夜晚增添了幾分神秘與活力。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十二時辰，不僅是中國古代時間的詩意表達，更是中國人生活哲學的深刻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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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2025年01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