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激切凌厲 今古立宗——讀孫郁新著《魯迅與國學》

　　《魯迅與國學》 孫郁 著 商務印書館

　　2007年5月31日《光明日報》國學版文章《魯迅的國學觀（上）》

　　【讀書者說】

　　治魯迅學研究三十余年的孫郁教授最近出版了其新著《魯迅與國學》，書中以十五個專章考察了于新知國故間“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魯迅。孫郁在“寫作緣起”中提到：“大約二十年前，《光明日報》的一位朋友找到我，想談談魯迅與國學的話題。我心里沒有底，便找來顧農先生，三人作了一次對話。顧先生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對于魯迅的學問根底有較深的心得。那一次對話，顧先生的話，都說在點子上，我的表述，有時候是隔靴搔癢，并沒有指向核心之處。這也刺激我后來多留意此類話題。”在《光明日報》那次提議下，“魯迅與國學”的話題開始納入其研究視野，孫郁至今對那場三人談記憶猶新。

　　孫郁一直以來關注聚焦魯迅傳統(tǒng)，無論是在大學校園的日常授課研習，還是走向海外的尋訪演講，思辨演繹中他深入尋解，文本直面時他體味感應，理性的力量，科學的判斷，聚合升華了這部集大成之作。講述故實，博贍貫通，達意妙得，展示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魯迅偉大形象中的底色鋪陳與基調渲染之功。

　　二十世紀初期，國學舊學，國故學國粹學，經史之學文獻之學，一般語境下是彼此可以通用的。落筆《不懂的音譯》，魯迅推重《流沙墜簡》，“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要談國學，他（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孫郁書中第一章即開宗明義，于認識論、知識論和審美論三重審視中拾取魯迅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和做法。魯迅勘測珍貴的遺產，重新尋找精神的原態(tài)，在雙向互動中由舊學而得以染習新知，然后由新知而反觀國故，他不滿于將古代經典作為凝固的存在接受過來，要從古人世界里發(fā)現(xiàn)當下精神，穿越，攀緣，他強調的是如何在文脈里梳理出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

　　魯迅學有根底，整理《嵇康集》長達23年之久即是明證。校勘、考證、輯佚，他為之作序跋，并選逸文考、著錄考各一卷。說理、發(fā)議論，“思想新穎，往往和古時古說反對”。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魯迅說，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師心”和“使氣”的嵇康、阮籍，確乎和魯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考古知今，考古驗今，考古證今，北魏酈道元、宋人陳亮、明末清初顧炎武一直沿襲著如此文化理念。孫郁發(fā)現(xiàn)魯迅思想邏輯由章太炎而來，活用老師的學問，又透出老師沒有的氣息，文章風格也受了老師影響，既深刻警辟，也復雜多變。“章太炎由古逆今，魯迅則今中含古，各自有創(chuàng)造性的表達。”如此開啟了思考的雄渾、想法的跳躍等許多方面，古今互證，念之又念。正如魯迅《忽然想到》一文的點睛之筆：“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自稱是“學匪派考古學”的魯迅建立在史學基礎上的野性思考，偏好從“涂飾太厚，廢話太多”的正史之外去尋找另一種可能，他于鄉(xiāng)邦文獻、無名者文字乃至禁書背后窺見生命真跡，又能發(fā)現(xiàn)破綻盲點，打開新領域，破除集體遺忘中的虛偽躲閃，讓久被壓抑的精神蠕活。1933年《經驗》一文里，他不無感慨：“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魯迅在1933年致曹聚仁信中說：“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該另編一部。”1934年《病后雜談》中他更是直抒胸臆：“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處的。”

　　今古、正野話題之余，《魯迅與國學》第五章《非儒非孔的理由》中，孫郁從文化史角度觀魯迅與孔子，道出兩人境界的相似。兩人最大接近點是在一個傳統(tǒng)失范的年代，選擇了與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徑。他們“不因苦而退，不因樂而休，超俗的人間情懷與思想境界，值得我們連聲贊佩，贊佩”。孫郁主張擺脫對儒學思想的實用目的和負面看法，打破俗儒暮氣，回復其有趣、自然、人道的溫度，立高潔辭章，以古典學研究的精神“得其妙意而用之”。孔子和魯迅同也不同，前賢希望克己復禮，而魯迅思想的最核心之處乃戰(zhàn)士精神。

　　《魯迅與國學》立足近代思想源流來闡釋魯迅精神，墨學復興中梁啟超慷慨疾呼：“今欲救亡，厥惟學墨。”底層意識，平民之態(tài)，關注大眾，扶持青年，該書最后一章大書魯迅鐘情、弘揚的墨學精神，苦行隱忍，忘我犧牲，振世救弊，為魯迅“立人”“改造國民性”之目標提供了正面、切實的答案和題解。魯迅從墨子傳統(tǒng)、墨家價值中打撈出殊為可貴的遺緒，以道德完整性與社會責任感，做果敢的行動者，朗健的英雄者，古老精神成為現(xiàn)代思想的一部分。而魯迅反感的是古代遺產使一些文人掉進自欺自戀中。他憂心的是讀書人“既離民眾，漸入頹唐”，走不出暗處盲區(qū)，無法于廣學博征中求得真義。

　　孫郁認為，魯迅在雜感中自創(chuàng)出許多調式，以雜文觀念代替文章的觀念，在多樣旋轉的筆致里直逼現(xiàn)象的本然。中外參照，文章新命，于傳統(tǒng)有吸收繼承，又有打破沖決。“曲筆、冷筆、詩筆等手法，使表達獲得了新的活力。”魯迅重新延續(xù)舊文化最為有活力的部分，攝取舊遺產的精華而創(chuàng)造新文化，激活古老的文脈。孫郁以魯迅作為典范樣本來照亮當時的語境，“文除百代之弊”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度。魯迅與陳獨秀、胡適、李大釗一起在“五四”前后的探索，是“現(xiàn)代知識人自我解放的一次疾走，他們也因此影響了后來的學術、藝術之路”。宋云彬曾在紀念魯迅逝世十二周年時撰寫《我所理想的〈魯迅傳〉》，文中不滿于知識界對魯迅學術思想的不夠了解，呼吁認識魯迅時代的重要性，“認識了魯迅的時代，才能看清楚中國的前途，鼓起勇氣前進”。

　　《魯迅與國學》的深思與洞悉，讓我們想起了近百年前茅盾《魯迅論》中的一句話，魯迅不肯自認為“戰(zhàn)士”或青年的“導師”，“你大概不會反對我稱他為‘老孩子’”。民族魂，中國的脊梁，承傳擇取中保存、開拓、建設，眾議自說，他當之無愧。茅盾、宋云彬、徐梵澄先生以往的剴切推斷，與新時代孫郁的高妙結論恰似合奏，收歸一處，基調一致，堪稱共鳴。

　　（作者：張洪，系遼寧出版集團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