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敦煌，如何被尋回？

　　《滿世界尋找敦煌》 榮新江 著 中華書局出版

　　■ 武紹衛(wèi)

　　1900年6月22日，封藏近900年的藏經(jīng)洞再次被開啟，這是敦煌文獻流散世界的開始，也是敦煌學成為世界學問的開始，更是吾國學人滿世界尋找敦煌的開始。敦煌文獻的流散，讓人心傷無奈；但尋回敦煌的史詩歷程，更可歌可泣。榮新江先生的《滿世界尋找敦煌》便全景式展現(xiàn)了近代以來敦煌文獻的流散史，以及中國學人百廿年間對敦煌的艱苦追尋，給人以啟迪，更給人以力量。

　　作者自大學階段起便在張廣達、王永興等先生的培養(yǎng)下走上了以尋找敦煌、研究敦煌為志業(yè)的學術(shù)之路。但敦煌之于他，不僅是個人興趣，更是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

　　敦煌是近代中國的縮影。近代中國的落后、國人的無知，造就了敦煌文獻的悲劇。但當中國最先進的學者聽聞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掠走敦煌寶物后，在扼腕嘆息的同時，也很快醒悟過來。他們一方面將尚留在藏經(jīng)洞的8000卷卷子運回學部，另一方面也通過各種途徑影印、刊刻伯希和等所得“精要之本”。在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人的推動下，掀起了滿世界尋找敦煌的第一個高潮。

　　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走出國門，到歐洲抄敦煌卷子漸成最頂流的學問。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向達、王重民等先生便在英法開展了大量工作。經(jīng)過努力，所得甚多，尤其是在法國，得到了法藏敦煌文獻一萬余張照片，文獻計1500余種。這是中國學者滿世界尋找敦煌的第二個高潮。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英法等敦煌文獻主要收藏國陸續(xù)以縮微膠卷的方式向世界公布了自己的收藏，但受限于當時館藏機構(gòu)的技術(shù)能力以及整理和研究能力，各國公布的都是“部分”而不是所有文獻。改革開放后，包括敦煌學在內(nèi)的中國學術(shù)迎來了春天。以榮新江為代表的中國敦煌學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重新開啟了尋找敦煌之旅。

　　除了讓敦煌文獻以“文字”和“影像”形式回歸，榮新江還曾努力推動“實物”回歸。在書中就有四次提及，他找到了伯希和等人掠奪中國文物是違背國際法的證據(jù)，甚至他還曾和英國律師嚴肅討論過追討中國文物的策略。

　　本書基于面向中國絲綢博物館公眾的講座而成，這種形式奠定了本書通俗性和通識性的基調(diào)。作者講故事也是行家里手，有時甚至一兩個字詞，亦可讓人讀得熱血沸騰。比如2014年，榮新江經(jīng)過多次嘗試，方才獲得第一次到杏雨書屋探訪秘笈的機會，他講到，“這天我和吉田豊早晨6點多從京都出發(fā)去大阪，一開門就沖到樓上趕緊看，要利用所有的時間來看”。一個“沖”字，把多年追求而不得的無奈、費盡周折突然獲允的激動、試圖盡快一覽秘笈真容的急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此書雖通俗，卻又富含學術(shù)，想要真正讀懂并不容易。根據(jù)筆者粗略統(tǒng)計，單是書中所舉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菁華便多達500余號，每一件都是理解古代歷史乃至近現(xiàn)代歷史的重要文獻。更值得一說的是，本書所配插圖也值得學人留意，因為其中有一些是作者早年單獨申請的，如S.9213A、B便是其中之一，此號雖已于IDP網(wǎng)站公布，但和此圖相比可以發(fā)現(xiàn)S.9213A右上角的一絲殘紙已經(jīng)不見；又如日本國會藏《金箓晨夜十方懺》也是少見的彩圖；Дx.17433《弘法藏大般若經(jīng)》的照片雖在《俄藏敦煌文獻》中有彩色照片，但本書提供的照片更加清晰；類似的還有Ф.229《景德傳燈錄》等等。此外，還有一些彩圖只見諸印數(shù)極少的內(nèi)部圖錄，世界學人甚難一見，如《唐儀鳳二年西州都督府北館廚牒文》僅見于1990年印制的《古典籍下見展觀大入札會目錄》。

　　作者在本書中不僅追憶了過去40年的行腳，更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總結(jié)過去，提出了學術(shù)前進方向。

　　專題研究方面，主要是針對具體文獻，點出了可以切入的角度和討論的話題。如Дx.234《圣地游記述》，之前學者認為是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殘卷，但榮新江注意到“這件的字體比較偏古”，故認為大家可以繼續(xù)討論；又如MIK.III.520《文選》卷背瑣羅亞斯德教風格的神像頭部被毀，所以畫雖然不完整，但很有繼續(xù)研究的價值，他提出可以從圖像組合角度進行研究。

　　個人規(guī)劃方面，主要是繼續(xù)增訂和更新敦煌尋寶圖。比如更新《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卷）》；推動翻譯《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同時增訂和更新英藏法藏目錄；找時機撰寫《國寶與贗品》，為文獻辨?zhèn)翁峁┲С郑豢偨Y(jié)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發(fā)表后幾十年來西域文明史研究的新成果，撰寫《西域文明史概論新編》等等。

　　集體推進工作方面，大致有三方面工作。第一，已公布的文獻需要重新整理，比如全力推進“敦煌文獻系統(tǒng)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出版適應(yīng)現(xiàn)代學術(shù)需要的《敦煌文獻全集》；組建團隊，整理已有大谷文書以及中國國內(nèi)館藏吐魯番文書的全部彩圖，把所有文書重新綴合，并予以全新校錄；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檔案是敦煌學學術(shù)史的一大寶藏，需要盡快整理。

　　第二，未公布的文獻，需要推進館藏單位公布。比如俄羅斯藏克羅特科夫、奧登堡、馬洛夫收集品（主要是吐魯番文獻），德國印度藝術(shù)博物館藏吐魯番文獻、芬蘭赫爾辛基藏吐魯番資料以及天理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等，需要繼續(xù)大力探訪，尤其是推動公布。新疆檔案館是個大寶藏，其與近代敦煌吐魯番學相關(guān)的學術(shù)資料也值得打撈。

　　第三，歷史上丟失的文獻和文物，需要繼續(xù)追尋。如葉昌熾所見31頁的梵文（榮先生認為可能是于闐文）寫經(jīng)、沮渠安周碑、大谷探險隊留在旅順但后來不知所蹤的八件文書、濱田德海舊藏的《神會語錄》《歷代法寶記》等多件重要文書。

　　學問如積薪，代代相傳。自羅振玉、王國維以至向達、王重民，再至榮新江，120年間中國學人前赴后繼，滿世界尋找敦煌。這是一段充滿坎坷但又充滿激情的歲月。道阻且長，行則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