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論中晚唐吟苦詩的內涵和功能

　　作者：宗瑞冰（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副研究館員）

　　中晚唐詩壇上有一大批詩人耽于吟苦，除了眾所周知的孟郊、賈島外，曾經入仕、一度顯達的韓愈、張籍、姚合等人，也多有吟苦詩。吟苦詩這等戚戚之文究竟有何魅力，本文試從吟苦詩的內涵、風格以及功能幾個方面來探究。

　　吟苦詩的豐富內涵

　　中晚唐詩壇的吟苦詩內涵頗為豐富，既有反映生理和安全需要的生活之苦，也有精神之苦。其一是吟生活之貧苦。中晚唐吟苦詩人多窮士，尤其多科舉窮士詩人，出身孤寒，屢屢落第或終生未第，如雍陶“少貧”；馬戴“苦家貧，為祿代耕”；任蕃“家貧吟苦”；方干“家貧”；張喬“咸通騎驢之客”；張蠙“初以家貧累下第”；周繇“家貧”；李洞“家貧”，因此詩中所吟生活之苦即是對自身境遇的真實書寫。舉凡懷友、贈寄、書懷、送別、感時、閑適、山水田園、唱和等各類詩，“吟苦”從未缺席。如孟郊《秋懷》詩：“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門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風入衣。”姚合有“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閑”（《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五）；張籍有“老大登朝如夢里，貧窮作活似村中”（《書懷》）等。其二是吟仕途之苦。仕途偃蹇之苦，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士最深切的痛苦。中唐以后大多數詩人皆處于窮愁困頓不得志的狀況，如孟郊雖有很強的功名心，卻一生沉淪下僚；李賀雖才高，但連參加科考的資格都沒有。張籍年近五十還是一個小太祝：“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苦吟詩人賈島，為功名還俗，數度應舉都連敗文場，一生窮困潦倒，詩歌中充滿了對人生不幸、仕途的絕望，如《嘆命》詩：“三十年來命，唯藏一卦中。題詩還問易，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歸去不自息，耕耘成楚農。”三是吟精神之苦。孟郊、賈島諸人詩中充塞著懷才不遇的憤懣、憂傷，下第的苦悶，對世態炎涼的諷刺；姚合早年的武功體詩歌充滿著久任遠縣卑職的寂寥和苦悶：“作吏荒城里，窮愁欲不勝。”（《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十四）“不自識疏鄙，中年住在城。過門無馬跡，滿宅是蟬聲。”（《閑居》）李賀借詩歌宣泄心中的郁憤苦悶：“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開愁歌》）。此外還有漂泊流離的傷感，對社會動亂邊塞不寧的批判，對歷史的反思，隱逸情懷的幻滅等精神領域的苦痛。

　　　　吟苦詩風的差異

　　同是吟苦，然詩風有異，大體上中晚唐詩壇的吟苦詩呈現兩派：一派如張籍與姚合，以“苦”來抒寫自己的閑適、疏野的性靈，呈現清雅、含蓄的特色；另一派如孟郊、賈島，因苦而寫苦，呈現險峻峭拔、僻寒險奧之風。

　　張、姚一派的“吟苦”詩語言平淡，少奇僻之語，詩風平淡簡凈、清雅含蓄。寫缺衣少食、居無安身之所、仕途偃蹇等“苦”，都平平道來，沒有憤激之色，甚至還有閑適、自在的情緒在里面。他們以“苦”來抒寫閑適疏野的性靈，雖“貧富常交戰”卻“道勝無戚顏”（陶淵明《詠貧士》）。如張籍有“終朝自在貧”之語，即以一種相對淡然的態度對待貧困的人生、生活，寫其仕途之偃蹇、懷才不遇之窘澀，不直接宣泄憤懣，而是借羈旅行吟來抒寫多年奔波勞苦而無所獲（《羈旅行》）；借詠物——古釵，來暗喻自己如古釵一般不遇于時（《古釵嘆》）。姚合的《武功縣中作三十首》主要就是吟詠自己安閑、淡泊、疏野的生活趣味和生活經歷，把吟苦當作一種生活逸致、品味來寫，以“苦”來標榜自己的閑適、疏野。

　　孟、賈諸人多以鋒銳凌厲的語言，呼天搶地的悲號、質問甚至哭訴自己貧病生活中的瑣細、蹇澀仕途的苦悶等，多因苦、感苦而寫苦，他們的吟苦詩“詞旨酸愴，幾于怨矣”（《剡溪漫筆》），峭拔怒張。如孟郊詩：“饑鳥夜相啄，瘡聲互悲鳴。冰腸一直刀，天殺無曲情。”（《饑雪吟》）以及《老恨》《嘆命》等詩，被視為“寒蟲夜號”“窮如秋露”，氣促詞苦。賈島更甚，善寫其貧苦生活的瑣細寒儉之事，營造一副苦寒景象，如“近日營家計，繩懸一小瓢。”（《寄喬侍郎》），其《客喜》《朝饑》等詩，被評為“氣韻幽寒，骨響崎嵌。”總之，吟苦詩風固有差異，然所吟都是坎坷窮苦的生活，是為廣大底層苦難民眾發聲，也是對千百年來儒家“詩言志”的繼承。

　　吟苦詩的功能

　　“吟苦”詩作為曾在中晚唐詩壇風行一時的創作風尚，與貞元、元和之后險惡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此時的唐王朝已經積重難返，朝政敗壞，文人有深重的憂患感與惶遽感，多數文士的生活狀況并不如意，所以便形成了自述困境愁懷的詩風。

　　吟苦詩具有“安慰劑”的詩學功用。詩人以自敘苦難來消解貧困生活、仕途偃蹇帶來的心理壓力，以求精神上的超越和升華，探求擺脫苦難的精神手段。對此肖占鵬先生曾言“韓孟諸人主張‘吟苦’是以抒寫一己之窮愁不遇為宗尚，在客觀上使詩歌導向了較為自覺的主觀抒情，強化了詩歌的抒情功能。”（《韓孟詩派研究》）可見“吟苦”正是詩人發揮詩歌“勉”“慰”功能的具體運用。縱觀這時期的主要詩人韓愈、白居易、張籍、孟郊等都有困窘之時：韓愈、白居易有被貶斥的經歷，孟郊參加科舉多年不第，張籍在太祝之職上十年不調。因此中晚唐詩人的吟苦詩，既是詩人對自己生命體驗的摹寫，也是詩人對自己的安慰、勸勉，以消解社會、生活帶來的各種壓力。

　　吟苦詩也是中晚唐詩人們擺脫社會角色、立足個體生命存在體驗的一種反映。人既是個體的生命存在，又是社會整體的一分子，自我個體與社會角色兩種不同的體驗方式左右著作家的創作。在社會趨于穩定、社會意識形態呈高度一體化的時代，文人學士在飛黃騰達、春風得意之時多寫社會角色意識占主導的應景酬唱之作，只有在仕途失意、坎坷流離之時，才寫出表現自己個體生命體驗的詩作。因此初唐的宮廷御用文人多精工雕琢的應制詩，而中晚唐出身寒門的韓孟張賈諸人，多呻吟和嗟嘆自己的不幸，“吟苦”是中晚唐詩人個體生命體驗的真實寫照。

　　吟苦詩源于中晚唐詩人的“缺失性體驗”。“馬斯洛講人有五種不同層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這些需要的未能滿足，都是個體的缺失，都可能導致缺失性體驗。”（《現代心理美學》）這些不同層次的需要得不到滿足，都可能導致作家產生一種缺失性的體驗，從而激發作家與此相關的創作欲望。中國文學史上處于缺失狀態的作家、詩人不勝枚舉，如司馬遷有“發憤著書”說，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這些都力證了人生的缺失是創作的動因。中晚唐詩人之所以紛紛吟苦，都是因為自我無法實現，甚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吃、穿、住、行等方面都得不到滿足，無法保證基本的生存，所以才對這種缺失體驗反復吟嘆。

　　這種吟苦、窮、愁的戚戚之文是慎為還是可為呢？歐陽修從正氣節操修身的角度，告誡不要作戚戚怨嗟之文，否則與庸人同流，喪失了應有的崇高氣節：“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與尹師魯第一書》）可見他對所謂的窮愁之語并不贊同。然而結合上文對中晚唐吟苦詩的功能來看，所謂的窮愁之語對緩解詩人心理壓力，勸慰詩人的精神人格，消解社會生活壓力等方面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說戚戚之文是可為的，一定程度上它可緩解各種困頓磨難帶來的挫折感，幫助人們重拾信心、戰勝挫折。

　　《光明日報》（2024年08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