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重 推】百年中國考古學史的精彩畫卷

　　王 興

　　中國現代考古學已有百余年的歷史。這百余年間，中國考古學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在世界上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中國考古學一個世紀以來走過的路程進行回顧與總結，十分必要。王世民編著的《中國考古學編年史》（以下簡稱《編年史》）便是一部系統反映中國考古學發展史的力作。

　　王世民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56年9月畢業后，即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此后，他在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夏鼐身邊學習、工作，熟知夏鼐的生平事跡、業績思想，接觸考古學界的中樞，感受新中國考古學發展的脈搏，并有機會領略中國考古學界許多老一輩專家的風采。王世民經歷和見證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發展歷程的一半以上時間。他曾于1963、1978、1981年三度參與起草全國考古研究規劃，負責《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考古學史部分的編撰工作，連續數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學系的研究生講授“中國考古學史”課程。近二十年來，他又先后主編出版了《夏鼐文集》《夏鼐日記》以及《夏鼐先生紀念文集——紀念夏鼐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等圖書，撰寫出版了《考古學史與商周銅器研究》《夏鼐傳稿》。其中，《夏鼐傳稿》一書被譽為“折射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歷程的三棱鏡”。凡此種種工作經歷，使得他能夠深刻、全面地掌握和厘清中國考古學發展歷程，對相關事件過程和人事關系了然于胸。就此而論，王世民可以說是編寫中國考古學編年史的最佳人選。

　　實際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世民便已著手相關工作。1984年，他為《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撰寫卷末的“大事年表”。此稿得到全書編委會擴大會議與會專家的充分肯定。夏鼐、宿白二位先生更希望他日后以此稿為基礎，增多條目，加詳內容，注明出處，單獨出版。此后，王世民又多次修訂此稿，并延伸下限，直至《編年史》的出版。可以說，《中國考古學編年史》可謂他四十年磨一劍的成果。

　　該書以編年形式為主，概述和專論為輔，主次結合、虛實結合地全面闡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對中國考古學基本歷程的分期，構成了全書的主體框架。該書導論“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概述”闡發了作者對中國考古學發展與分期的基本看法。正文部分，除了“中國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學形成和發展時期（1900年以前）”之外，作者兼顧社會歷史背景和中國考古學重大事件進行分期，分為孕育時期（1901－1920年）、誕生時期（1921－1928年）、初步發展時期（1929－1948年）、全面發展時期（1949－1978年）、繼續發展和新的發展時期（1979－2020年）。這樣，既有宏觀整體的“史”的脈絡，又有階段劃分，便于讀者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國考古學的基本發展情形。

　　該書雖以記錄考古發現為主，同時也包括機構設置、會議舉辦、代表性論著出版等諸多訊息，能夠全面反映中國考古學發展態勢。且就考古發現而言，該書力求收齊以往許多一般人不注意的事項，如1930年第一次見于記載的沈陽發現遼墓，1931年石璋如為探尋西亳在偃師進行考古調查，1945年顧頡剛、馬衡等第一次考察大足石刻等。

　　關于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標志，王世民以相對宏觀的視野，指出中國考古學的真正誕生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兩大旗幟之后，現代科學在中國蓬勃興起，整個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時期，其中有三個重要標志，即：1921年安特生作為當時政府聘請的外國專家發現周口店和仰韶村遺址，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首要標志；李濟作為具有初步考古素養的中國學者第一次主持西陰村遺址的考古發掘，這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第二個標志；中研院史語所及其考古組的成立，以及中國地質調查所設立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設立內含考古組的史學研究會，使得中國從此有了本國學術機關獨立組織的考古研究工作，這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第三個標志。此外，本書將夏鼐為第一任理事長的中國考古學會于1979年4月宣告成立，看作中國考古學進入新的發展時期、走向繁榮的重要標志。

　　值得強調的是，該書并不是簡單地摘錄資料、分年分月進行羅列排比，而是經過精心選擇，通過重要發現和事件，旨在勾勒中國考古學發展脈絡、彰顯中國考古學階段特點。所以選擇材料、條目甄選的過程，也能反映作者的史識。除了基本的概述外，作者亦非常重視對相關內容進行分析和評論。比如作者指出夏鼐《關于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一文“統一了考古學界對考古學文化命名問題的認識，推進考古研究的健康發展，尤其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和分期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夏鼐任編輯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集體編寫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充分體現了中國考古學初步建立學科體系的狀況”；白壽彝總主編、蘇秉琦主編的《中國通史》第2卷《遠古時代》是“第一部完全由考古學家詳細撰述中國史前時期發展歷史的專著，有其開拓性的意義”。這些觀點，對中國考古學史的學習者和研究者均有重要參考價值。

　　最后要提到的是，《編年史》正文所標資料來源，可為讀者提供重要線索，以便按圖索驥，進一步考察有關內容。除正文內容外，《編年史》又附“人名索引”以及包括約1500處遺址和墓葬的“地名一覽”（舊石器及新石器時代考古按照地區劃分遺址地名，歷史時代考古按照時間劃分遺址地名；另有歷代手工業遺址、佛教遺跡、古代建筑、古代交通、大面積綜合性考古文物調查等專題名稱檢索），便于讀者檢索利用。

　　（《中國考古學編年史》，王世民 編著，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