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機構一刻也不能遠離讀者，要從機構、活動、渠道、選題等方方面面聽取讀者的聲音。如中華書局連續(xù)舉辦多年的讀者開放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出版機構只有與讀者深度相連，才能有效提升粉絲忠誠度與轉化率，最終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顯而易見，如何精準地為互聯網時代的讀者做好服務，各個出版機構都有不同的做法，也取得了許多成效。不過，鑒于中國讀者數量的格外龐大和分散、分流，讀者的多與少、讀者層次的高與低，似乎都決定了出版的格局、規(guī)模和生存。看似圖書出版三位一體的作者、編者、讀者，因為讀者的分流，也讓眾多的出版人為之深思——到底該如何有效地黏住讀者呢？

　　今年是著名出版人鄒韜奮逝世80周年。近日，筆者看到了一家媒體刊發(fā)的介紹鄒韜奮在90多年前主編《生活》周刊并創(chuàng)辦生活書店的做法的文章，深受啟發(fā)。文章介紹說，在《生活》周刊初創(chuàng)期，鄒韜奮每天拆信、看信、復信，把讀者的事當作自己的事，設身處地思考讀者的酸甜苦辣和悲歡離合，為他們解答各種問題。創(chuàng)辦生活書店后，他要求店員與讀者交朋友。為處理讀者來信，書店特設4個專人，從早到晚加班加點拆信、復信。他們還為讀者代購物品。在雜志和出版社開辦的20多年時間里，鄒韜奮不但讓《生活》周刊創(chuàng)造了當時中國雜志發(fā)行的最高紀錄（1932年，每期發(fā)行已達15.5萬冊），后來又創(chuàng)辦了《大眾生活》，銷量更是高達20萬冊，再次開創(chuàng)了中國雜志發(fā)行的新紀錄。可以說，這在識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國時期，鄒韜奮創(chuàng)造了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

　　鄒韜奮無論辦雜志還是出版圖書，都十分強調要努力為讀者服務，要照顧一般讀者的需求。他說：“生活書店是由為大眾服務起家的。”以1939年生活書店的出版為例，當年1—11月共出版圖書170種，其中“高級讀物”11種，“中級讀物”26種，時事讀物9種，工具書3種，通俗讀物121種。由此可見，在鄒韜奮心目中，大眾讀者位置的重要性。鄒韜奮和他的出版團隊如此厚愛讀者，也得到了讀者的高度回應。他的做法和理念，在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從鄒韜奮1926年做《生活》周刊主編，迄今已近百年。但是，鄒韜奮所倡導的服務讀者的理念，在今天不但不過時，還應當有更多新的實踐、新的擔當。

　　讀者作為圖書出版環(huán)節(jié)的末端和閉環(huán)，其實并不是被動和無奈的，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出版業(yè)的良性發(fā)展與否。有專家甚至認為，有多少讀者就意味著有多大的市場，有多大的市場就意味著有多大的出版，有多么好的讀者就有多么好的出版。可見，讀者對出版業(yè)有反哺作用。他們的精神需求的變化還決定著出版機構的選題走向。

　　因此，尊重讀者絕不是簡單的一個口號和表態(tài)，要化作出版人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出版機構要以優(yōu)質的圖書出版惠及讀者，就要精準地了解讀者的需求。眼下，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出版業(yè)承擔的歷史使命、文化使命也是空前的。出版業(yè)要與讀者同頻共振，因為以任何形式忽視讀者都是出版業(yè)致命的錯誤。要正視如今讀者電子化、網絡化、社交化的閱讀變化，加快出版融合，積極推動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出版機構一刻也不能遠離讀者，要從機構、活動、渠道、選題等方方面面聽取讀者的聲音。如中華書局連續(xù)舉辦多年的讀者開放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還可以設立讀者服務專員、讀者服務部這樣的崗位（部門），全方位對接讀者信息。有條件的出版機構還可以建立終端讀者服務平臺，與讀者無縫對接。

　　出版機構只有與讀者深度相連，才能有效提升粉絲忠誠度與轉化率，最終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如今的網絡時代，當圖書出版進入融合出版的時代時，與讀者的溝通形式和內容都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不過，不管怎樣，以優(yōu)質的產品感染讀者、影響讀者還應當是首位的。如果一家出版機構的口碑效應達到一定高度時，那也足以說明與讀者的互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由此可見，鄒韜奮的為讀者竭誠服務的出版理念，仍然是當今出版業(yè)遵循的優(yōu)良傳統，也是出版業(yè)持續(xù)打造高質量發(fā)展的一個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