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凸凹（北京作協(xié)散文委員會主任）

　　劉江濱是個強勁的書寫者。大地物事、人間情懷和書香意象，只要稍一觸摸、捕捉、領(lǐng)略，便可化為筆下文字，洋洋灑灑地鋪排下去，讓人目不暇接。細心爬梳，他大體上是從生命體驗、世象觀察和閱讀所得上要文章，在博物、博識和博思三個維度上充分書寫，追求文字的“復合”品質(zhì)，將體驗、學識和思想融合在一起。他有高度的文體自覺，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學識，流于賣弄；只有思想，失于枯槁；只有體驗，敗于單薄。三者有機地結(jié)合在一起，就豐厚了。前人的經(jīng)驗、主觀的思辨、生命的閱歷，知性、感性和理性均在，這樣的境地才是妙的。他認為，天地間的大美，就在于此“三性”的融合與消長，使不同的生命個體都能感受到所能感受到的部分。文章若此，便適應了自然的律動，生機就盎然了，與心靈遭遇的機會就多了。他信奉“愈簡易愈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所以，總是從細部入手，從微處運筆，說淺白的話，說平易的話，說人人都懂的話。在這一點上，他始終有定力和自律，時時提醒自己，他有學人的底蘊、普通人的觀察角度、入世者的論說方式。在“人情物理”的基本層面上，不慌不忙地進行著他的文字之旅。

　　他的散文集《地上的云朵》（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具象地呈現(xiàn)著這個原則。全書分三輯展開：第一輯“人間有味”，主體驗；第二輯“飛鴻雪泥”，主觀察；第三輯“橙黃橘綠”，主思考。但都不是涇渭分明的單一文脈，而是博物、博識、博思互相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間有味”的開篇之作《地氣》，一經(jīng)閱讀，我便被帶入，因為他從“我”寫到了“我們”。他寫道：“小時候的一個初春，父親騎自行車馱著我趕路。我坐在大梁上，以往每每行不多久就打瞌睡，東倒西歪，有幾次差點從車上掉下來，父親常常是一手扶把，一手還得扶著我。這一回，瞌睡蟲卻沒有招惹我，因為我被一個神奇好玩的現(xiàn)象吸引住了（似真似幻、似靜似動的地氣）”。

　　散文集插圖 資料圖片

　　我也有相似的經(jīng)歷。我要到離村十里之遠的山外讀中學，有時起晚了，父親就騎自行車送我，也常常是一手扶把，一手還得扶著我。即便是這樣，我也常常跌下車去，全因為瞌睡相伴而不能自持。但是，當我考上大學之后，父親依舊騎自行車送我出山，山路崎嶇、車子搖晃，我依舊牢牢地貼在父親的背上，且心生喜氣。

　　這就讓我在聯(lián)想中，心潮澎湃。地氣和喜氣，是大地上的因果性存在，渾然地交織在一起。這一刻，我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我特別贊成他的論斷：“地氣是山野之氣，是大自然的真氣、靈氣，也是人世間的風氣、煙火氣、五谷之氣。”我還要補充說：“地氣，是大地之子的風水所在，它孕育了人情、人性、人倫、人道，是人類的生存之基，是‘我們’的生命細胞。”

　　續(xù)讀他下邊的文章，無不從“小我”切入，而呈現(xiàn)“共情”“共振”，繼而拓展到人類共同的生命體驗，即感同身受。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處。文章既然寫出，“我”不過是個起點，最終的歸途，一定是奉獻人類的典型情感、典型體驗，否則就是一紙?zhí)撐模幢阕衷~絢爛奪目，也不過是欺人欺心的小伎倆而已。

　　在“飛鴻雪泥”一輯中，劉江濱推出了《杜甫的愛情》《李白們的樣貌》《司馬遷是宦官嗎》《“元白”的友誼小船》等。這些作品總體上都建立在閱讀基礎上的知人論世。他把古人放在今人的視域里，融入自己的生命體驗，進行貼心貼肺的對話，讓人看到時間深處真實的人性樣貌。他書寫的立足點，是生命的凡常、生活的平常和人性的恒常，通過旁征博引，也就是博識的比照，揭示出偉大與凡常、奇崛與平常、變幻與恒常是相伴而生的。雖然說“太陽底下無新事”，但是“還原”絕非重復，古人畢竟不是今人，“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杜甫的平民之愛，是他入世與關(guān)懷的情感基礎，因而他懂得善待與悲憫，擁有推己及人的大愛無疆。李白的恃才傲物，反映出環(huán)境對人的擠壓與逼迫，讓人感嘆。司馬遷的生命歷程有大痛，但他向死而生，在絕望中迎接希望，因而有“史家之絕唱”，從虛無中逃離，傲然挺立。

　　劉江濱的此類文章，不賣弄學問，也不裝腔作勢，而是以理性的歷史觀、溫暖的人生觀和靈魂不滅的生命觀悉心照拂，在感性、生活性，乃至人性上，樸素地落筆，娓娓道來，既入心入耳，又歌哭自如。

　　在第三輯“橙黃橘綠”中，劉江濱對世象的種種話題進行了“有我”的評說。其中，《聰明的兩面》《說高矮》《我們該怎么說話》《碑銘的悲鳴》是代表。他的這類文章，世象只是引子，從古至今的“知識”照拂才是肌理。他不就事論事，而是“引入”學問，從經(jīng)典中攫取論據(jù)，讓結(jié)論自然而然地生發(fā)開來。譬如《聰明的兩面》中，他用了《世說新語》和《紅樓夢》中的鏡照，讓人看到，“兩面”古已有之，今人愈盛，隨時間的推移，不斷有了新的表現(xiàn)方式。譬如《碑銘的悲鳴》中，說韓愈寫作《平淮西碑》時，在悲憤中求平和，在不平中求公允，既世俗又高拔，是人格與智慧的結(jié)晶。總之，劉江濱的文字，充滿了嫵媚和美意，他把世說變成心語，把俗話變成雅音，既通透自處，亦輸出智慧。

　　散文研究者古耜在評論劉江濱的另一部散文集《當梨子掛滿山崖》時說：“他視野開闊，閱讀廣泛，文心綿密，這使得其走筆落墨，不但洋溢著濃郁的書卷氣，而且有讓人豁然開朗的‘審智’特點。而作家之所以鉤沉歷史，并非單純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旨在以歷史為鏡鑒、為昭示。”這一點，劉江濱在《地上的云朵》中，有全面的延續(xù)和更自覺的把握。他不僅勠力追求學識、體驗、思想，即博物、博識、博思的“復合”品質(zhì)，而且在技術(shù)層面上，也把敘事、抒情、論理這三者打通，使其不是簡單的因果關(guān)系，也不是一種被動服務的關(guān)系，而是結(jié)伴而行、共同到達。這種手法，拓展了散文的文體邊界，提升了散文的藝術(shù)功能。他的文字，既樸實如行云流水，又不落入窠臼，雅致在自然之中。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0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