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劇照 劇方供圖

　　

　　馬伯庸

　　“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會知道長江是往哪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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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十二時辰》爆火時，很多人問作家馬伯庸，下一部“十二時辰”寫哪里？這種熱度讓馬伯庸感到“害怕”。“我擔心自己為了迎合市場去寫東西，所以我得往后退一步，寫一個大家不愛看，肯定賣得也不好的書。”他結合此前已寫的內容，出了一本題材冷門、寫法偏學術、故事性不強的作品：《顯微鏡下的大明》。“出了之后，我覺得心里好受多了”。

　　《顯微鏡下的大明》講述了6個深藏于故紙堆中的明代基層政治事件。這些事件聚焦于一府一縣乃至一村之內，記錄了最底層平民的真實政治生活：當遭遇稅收不公時，他們如何奮起抗爭；當家族權益受到損害時，他們如何興起訴訟……

　　最近，由書中第一個事件“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改編的短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播出，講述了算學天才帥家默從縣衙稅簿中意外發現該縣承擔了周圍七縣此前百余年的絲絹稅賦，由此開啟從縣衙到府衙乃至更高行政單位的撥亂反正之路。

　　馬伯庸本人擔任編劇。他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專訪時表示，“因為改編難度太大。”原作屬于“非虛構的歷史散文”，而非戲劇感很強的小說，劇集幾乎要從無到有起一個新故事，還要保留絲絹案的精髓。

　　去年，馬伯庸的小說《長安的荔枝》出版，主角李善德也是一個數學極好、性格執著的小人物，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的名言是：“就算失敗，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一群小人物如何以小搏大、以弱勝強，成為馬伯庸文學創作的內核。

　　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執著，是最讓他覺得感動和心動的。“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會知道長江是往哪去的”。

　　中青報·中青網：《顯微鏡下的大明》的故事創作契機和源頭是什么？

　　馬伯庸：五六年前，朋友在微博聊到明朝地方上有一個小案子，挺好玩的。我看到時，有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直覺：這背后有更多的事。我就去找了該案子出處的論文以及論文索引的原始資料——那是明代徽州府遺留下來的文書。

　　整個文書通讀了一遍，讓我非常震撼。中國歷史主要記載的是上層政治，比如帝王將相，越往基層記載得越少。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狀態、喜怒哀樂很少有機會被記載下來，但這個文書所講的絲絹案是個例外。首先，它只是一個小縣城的事；其次，因為徽州人本身的文化特點，所有資料全都保存下來了，前因后果、中間過程的往來文書和書信全都留下來了。

　　咱們原來的認知都是：知縣大老爺一拍驚堂木，這個事就定了，或者下面衙役過去把人押走了。但是我看史料之后發現，在真實的明代基層，一個公共政策的誕生是極其艱難、復雜的事情。各個利益集團，各有算計、各有心思，他們彼此之間的沖撞、博弈、妥協和抗爭經歷很長時間才會形成固有的規則。

　　這個絲絹案在《明實錄》中只提了一句，而簡單史書上的一句話背后所隱藏的信息量卻是極其巨大的，它給我們展現出明代基層真實的政治生態和生活生態，這是最有價值的地方。我自己學了很長時間法律史、政治史、經濟史，又結合很多老師的研究成果，把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寫了一遍，不到10萬字，發在“得到”上，也由此開啟了我對于明代基層事件的興趣。我按圖索驥，又選出了5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做了整理和重構，將這6篇文章合集出版為《顯微鏡下的大明》。

　　中青報·中青網：《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劇集選擇了書中第一個事件，改編這樣的故事對今天觀眾有何意義？

　　馬伯庸：對今天的觀眾而言，其實是給了他們一個視角去看待歷史。我們原來看待歷史，只關心誰是名將，誰是名相，哪個皇帝是圣明的或者昏庸的？現在我們通過經濟的眼光、基層的眼光看歷史，通過一個老百姓能不能保住自己家田地的事來看一個王朝的興衰，來看一段時代的變遷，這是值得現代人去分析、去探討的。

　　所有的歷史都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單一個體是無力的，他們的聲音也很容易被歷史長河湮滅。但是當千千萬萬人聚合到一塊，他們形成的需求，就是所謂的時代之潮。那些英雄人物則是順應這個潮流站在潮頭而已。所以，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會知道長江是往哪去的。

　　中青報·中青網：去年你出版的《長安的荔枝》很火，李善德和“絲絹案”的帥家默一樣，以小搏大，以弱勝強。你為什么偏好寫這種小人物？

　　馬伯庸：這種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執著，是最讓我感動，也讓我心動的。現在觀眾想看到的也是一個“偏執狂”為了理想不惜一切去實現的過程，能引起共鳴。

　　中青報·中青網：你現在很喜歡寫這些人面對“辦事難”的解決過程。

　　馬伯庸：對，我這幾年越來越把興致放在這些事務性內容，寫小人物干活。干活的人是最難的，所以我很有興趣探討這些人怎么干活，干活的時候是什么樣的狀態？說白了，我們都是“社畜”，我們現在碰到的一些問題，古代人也有這樣的困惑和麻煩，那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該以怎樣的哲學觀去理解？

　　中青報·中青網：對于“干活的人”，你閱讀的史料有哪些發現？

　　馬伯庸：史料里只能是只言片語，需要你用大量的時間去了解它的前因后果，或者進行一定程度的想象。比如在《居延漢簡》里，我們會看到一個鎮守邊關的士兵需要的東西、申請的食材等基本資料。但是我們深入了解漢代的飲食就會發現，他們的調味料怎么吃呢？不是像現在一樣一瓶，而是把一塊布放在醋里面煮透，然后曬干了纏在腰上。出兵打仗走到一半，吃飯了，就把布剪一塊下來扔在鍋里調味。這就是細節，讓我們知道當時打仗有多苦。這種內容在《居延漢簡》上只是一些客觀的記錄，我們還是需要主觀上有一種悲憫的視角去看待，才能看到這些人背后隱藏的情緒。

　　中青報·中青網：自己擔任編劇，主要難度有哪些？

　　馬伯庸：最大的難點在于戲劇性。因為原作里是大量的會議記錄和辯論過程，沒有我們熟知的起承轉合這種戲劇性結構。如果只是單純拍那些，還不如拍個紀錄片算了。后來我們就在想，怎么把這些內容轉成一種可視化、可聽的東西。這很難。不光是我，包括導演、演員，還有音樂、燈光等各個部門都是群策群力，盡量讓這個過程變得生動有趣。

　　中青報·中青網：創作劇本有哪些有趣的意外收獲？

　　馬伯庸：我習慣無大綱式的創作，先做了一個簡單的人物小傳，直接進入到劇本，一路像寫小說一樣往下寫。中間會有很多很意外、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劇里有一個角色叫豐寶玉。原本我只是給他設置了一個功能性的角色，人物小傳都沒寫，他是為了替不太會講話的主角解釋事情的角色。沒想到豐寶玉這個角色從一誕生就極其活潑、出挑，最后發現我作為作者都按不住他了。

　　中青報·中青網：你寫作時會經常出現“按不住一個人物”的體驗嗎？

　　馬伯庸：經常會，寫作最好玩的地方就在這兒。你寫的時候也不知道后面會發生什么事。 而且一個好的小說，里面人物自己會演，這些人按照人設自己往下發展，我不想這么走都不行，按不住他了，這時候人物就活了。

　　中青報·中青網：現在很多作家也同時擔任編劇，你覺得這種角色轉變要具備哪些素養？

　　馬伯庸：我覺得作家做編劇，一定要做到“放得下、退得出”。“放得下”，是指你一定要放下自己作為作家的表達欲望。因為小說是一個人寫，但是劇本后續是一個集體作業。你就不能一個人單打獨干，不能過于執著于你自己的事情。

　　然后是“退得出”。作家做編劇會有一個風險：你當慣了編劇之后，再回過頭當作家，搞不好就回不來了。小說家要從影視吸取經驗，但是也不能完全被影視限制，要退得出來。

　　中青報·中青網：你之前說自己并不是一個活在過去的寫作者，而是想把過去歷史接回到現在，為什么有這種感受？

　　馬伯庸：意大利學者克羅齊說了一句有名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原話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用現代的語言去解釋古代歷史，要用現代性視角去看待古代。

　　比如《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因為我們現代人人平等，尊重每一個人的價值，那我們看到的“絲絹案”故事就不是一個刁民試圖擾亂基層治安，而是一個人為了公共利益挺身而出，去討論公共政策的形成。反過來，我們也要去理解古代人，而不是把現代的觀念強加到古人身上。

　　我以前寫過《兩京十五日》，聊到朱棣為什么遷都，為什么要修大運河？這在當時引起的爭論很多，但是如果用現代人視角來看，原因很簡單，大運河修通了，經濟就活躍了，經濟活躍了，我們國計民生就能更好。有了大運河，我們天南地北的貨一起流通，才能看到一個盛世的降臨——這是必須具備現代人視角才能明白的事情。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沈杰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3年02月14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