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壽彝評傳》 白至德 蔣曄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8年4月，白壽彝（前排左二）和參加《中國通史綱要》編寫會議的成員合影。 圖片選自《白壽彝評傳》

　　白壽彝《中國回教史資料》抄本手跡。 圖片選自《白壽彝評傳》

　　【讀書者說】

　　由于工作的緣故，筆者參與了《白壽彝評傳：成一家之言》出版的前期工作。書稿完稿后，我又擔任了審讀工作，是真正的先睹為快。感謝兩位作者，憑借他們各自的優勢，以史家眼光寫出了白先生閱歷豐富、成就巨大的一生，對讀者特別是學術界了解白先生提供了資料翔實、文字生動的文本。

　　高風亮節，始終以學者本色自處

　　作為當代史學大師，白壽彝先生的一生閱歷是豐富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怎樣才能線索清晰地勾勒他的一生是個難題。經歷了前兩稿的失敗，作者最后采用紀事本末體來構思全書，除了第一章引論，從六個方面來評述傳主的一生。

　　白壽彝的一生是學者的一生，也是教師的一生，他的學術成就隨著他的閱歷而逐步發展起來。與大多數學者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回族人。因此該書的第二章就是《回族史學的開拓者》。少數民族的身份，讓他比其他學者更早注意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少數民族的貢獻和作用，從而成為中國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的開山者。1949年，人在南京的白壽彝沒有去臺灣，而是北上北平，參加新中國的籌建工作。開國大典上，他作為少數民族代表，向毛澤東主席敬獻錦旗。

　　新中國成立后，白壽彝受聘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與陳垣、侯外廬先生成為同事，并在侯外廬之后接任歷史系主任。由于其突出的學術貢獻，他三次受到邀請，見到毛澤東主席，促膝交談學術問題。1949年、1976年、1984年、1999年，作為學術界代表，四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共和國重大慶典。這樣的殊榮，白先生自己極少提及，他始終以學者本色自處，其高風亮節，令人高山仰止。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該書以簡明扼要的文字，寫出了傳主多方面的史學成就。

　　（一）總主編完成多卷本《中國通史》。該書12卷22冊，1400萬字。在該書出版之前，雖然有多種《中國通史》出版，但程度不同地存在觀點或體例上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前的通史著作，雖然有很多著名學者，影響也很大，如錢穆、張蔭麟等，其觀點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已不能適應時代和教育讀者的需要。而新中國成立之后出版的幾種中國通史著作，無論是郭沫若的《中國史稿》，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還是翦伯贊的《中國史綱》，均寫到封建社會中期，未成全璧，成為歷史學界的尷尬和遺憾。改革開放之后，學術全面復興，編撰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成為時代的需要。當此關頭，1979年，白壽彝先生在古稀之年，以非凡的勇氣和驚人的魄力，向教育部提出編寫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申請，得到教育部和北京師范大學的大力支持，編寫工作及時啟動。集中全國史學家的智慧，創造了時間方面的“縱通”和空間方面的“橫通”相結合，包括圖表和人物傳記等體裁，全面創新的新綜合體體例，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到1949年，完成了這部前無古人、難以超越的史學巨著，繼《史記》《資治通鑒》之后，成為第三部貫通古今的中國通史巨著，中國史學史上的豐碑，把中國通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成為國際史學界的重大事件。

　　（二）中國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研究。包括歷史資料的編纂、歷史編寫和人物研究等方面。著作有《中國回教史》《咸同滇變見聞錄》《中國伊斯蘭教史綱要》《回民起義》(四冊)《回族人物志》（四冊）。

　　（三）中國史學史研究。包括《中國史學史教本》（上下）《中國史學史》（六冊），創刊并多年主編《史學史研究》。

　　（四）協助顧頡剛組織點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由于顧先生年事已高，便推薦白壽彝以組長身份實際主持點校工作。在“文革”后期艱難的環境中，經過全國頂級學者共同努力，完成了這一空前的古籍整理超級工程，為史學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讀者學習中國歷史提供了方便，更為后來總主編《中國通史》積累了經驗。

　　（五）對歷史教學的改革和探索。新中國成立之初，參與創辦《光明日報·歷史教學》，對全國從中學到高校的歷史教學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1979年，白壽彝再度出任北師大歷史系主任，對歷史系1979級的教學改革大膽進行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教學成果。由于他的言傳身教，指導有方，他的學生王檜林、瞿林東、吳懷祺等分別成為中國現代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的領軍人物。1995年，北京師范大學設立“白壽彝史學論著獎”，2000年，又成立了“白壽彝學術基金會”。這樣的影響，在全國史學界都是罕見的。

　　（六）其他方面，包括填補空白的《中國交通史》，哲學史方面的《先秦哲學三大師》，經學方面的《朱熹辨偽書語》《周易本義考》《朱易散記》《儀禮經傳通解考證》，乃至民俗學方面的《開封歌謠集》，等等。這些是史學界許多人包括他的學生都不知道的，可見他國學知識的浩瀚，史學功底的深厚，他能勝任《中國通史》總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能夠得到史學界的集體認可其來有自，不是偶然的。

　　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人格魅力

　　該書寫出了白壽彝先生“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獨特風骨和人格魅力。該書通過評述白壽彝的一生，寫出了他何以成功，何以取得非凡成就的緣故，不僅讓讀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白壽彝能夠成為一代史學大師，首先是因為他自幼志存高遠。父母為他取名“壽彝”，字“肇倫”。同時按照回族的習俗，請清真寺的阿訇取了一個經名“哲瑪魯丁”。哲瑪魯丁，是波斯伊斯蘭教蘇菲派著名學者、詩人，意為“我們的導師”，可見家庭對他的厚望。他一生奮力治學，身體力行，名副其實，終得大成。

　　其次，得到名師的言傳身教。對白壽彝產生重要影響的有兩位史學大師。第一位是陳垣先生。陳垣作為一代史學宗師，在宗教史、史源學、史諱學、中西回歷對比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越，影響深遠。白壽彝1929年考取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開始隨陳垣學習。新中國成立后成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同事，受教既多且深。陳垣對回教史的拓荒性研究，直接影響了白壽彝。陳垣構思的《中國回教志》體例，也啟發了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的體例。第二位是顧頡剛先生。顧頡剛是著名的“古史辨派”創始人、禹貢學派領袖，他“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點被稱為中國史學的革命，影響極大。他對白壽彝情如父師，不僅學術上悉心指點，更有生活的關心，經濟的資助，令白壽彝感激終身。有這樣兩位大師的言傳身教，白壽彝視野開闊，進步神速，能夠超越同輩史學家，脫穎而出，就水到渠成了。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新中國成立前，白壽彝在傳統史學方面已經有足夠的積累，有不少獨特的成果，尤以回族史、回教研究引起學術界關注。新中國成立后，他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工作，參與籌建中國史學會，與他的兩位恩師陳垣、顧頡剛一起，與時俱進，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取得質的飛躍。1958年，他光榮地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史學家中比較早入黨的一位。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使他漸入佳境，眼界大開，境界提升，最后完成多卷本《中國通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回回民族史》等書的編撰。

　　第四，打通文、史、哲的通人境界。白壽彝早年就讀上海文治大學、河南中州大學，最早的興趣是文學。考取燕京大學研究生后，興趣在哲學。因自己的回族身份，又受到陳垣回族史研究啟發，最后選定史學為治學重點。此后，打通文、史、哲，“成為白壽彝史學思想及學術研究的一大特點”。他為《中國通史》各卷撰寫的“題記”，史識超拔，文字精辟，要言不煩，讓人想起《史記》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鑒》的“臣光曰”，所不同的是，白壽彝把題記放在了卷首，精神仍然是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真非大家不能為也。

　　作為一部近50萬字的學者評傳，該書有幾個突出的優點和特點，如兼顧學術性和通俗性，大處著眼，細節感人，生動耐讀，等等，限于篇幅，不及細論。但其最大的特點是史家眼光，不溢美，不虛飾，寫出了總體真實、立體的白壽彝先生，成為新時期學人傳記的突破。因此，我愿意把這本書推薦給學術界和讀者諸君。

　　（作者：李世琦，系河北人民出版社原調研員、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