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掖山西會館的翹角飛檐 □資料照片

　　位于張掖的山西會館 □資料照片

　　被稱為“河東”的山西和簡稱為“河西”的甘肅河西走廊，相隔數千里之遙，雖有“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之說，但同處一個黃河文化區的兩地，文化上又顯現出許多相通之處。幾處文化遺存及其被時間阻隔的故事，再現了隴晉傳統文化交融、互鑒的歷史片段和繁榮盛景。

　　誰開奇想鑿混沌

　　層樓突兀仰神功

　　走進山西大同云岡景區，映入眼簾的是神態超然的曇曜雕像。這位因主持開鑿云岡石窟而被清代詩人譽作“誰開奇想鑿混沌”“層樓突兀仰神功”的涼州高僧，化作歷史長河中的精神坐標，與這座舉世聞名的石窟同在。擁有53個洞窟、51000余尊石雕造像、長達一公里的石窟群留下了北魏佛教興盛的印記，也串起了一段煙云往事。

　　發祥于大興安嶺北部一帶的北魏，因與佛教傳播的通道甚遠，在宗教方面，起初接受的是“黃老之術”。當北魏的創始人拓跋珪攻占后燕入主中原接觸到梵音，就被西域傳來的佛教的教義所傾倒，認為對王朝治理天下大為有益。他很快頒布了崇揚佛道的詔書，并率先在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建飾容范，修整宮舍”，首開崇佛之風。其子拓跋嗣即位后，繼續尊道崇佛，使佛教進一步在北魏傳播。到了第三代太武帝拓跋燾，開始也是遵承祖父和父親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佛義）”。他聽說割據河西、控制西域的北涼王沮渠蒙遜那里佛學精深的高僧較多，便依仗北魏的實力，點名索要，以便隨時討教。對佛教崇信更甚的沮渠蒙遜哪里肯依，兩次婉拒，引得拓跋燾震怒，為其以后剿滅北涼提供了借口。

　　位于河西走廊的涼州是佛教東漸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在北魏統一整個北方前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坐鎮河西的北涼王沮渠蒙遜親佛弘法，催生了涼州佛教文化的繁榮。斯時，北涼都城姑臧匯聚了一批高僧，諸如鳩摩羅什、曇無讖、智嵩、俘陀跋摩、道泰、道朗，等等。他們興建寺塔、開壇講經、翻譯著述、開鑿佛窟，使這里成了佛教文化的傳播中心。為了使“佛法永固”，沮渠蒙遜便在北涼國都姑臧以南百里處(現地處甘肅武威市)開鑿了被現在的專家譽為“中國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石窟。

　　河西刮來的禮佛之風，攪得北魏煙云四起。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燾滅北涼，從姑臧遷宗族吏民三萬戶到北魏首都平城，其中除了官吏、庶民和學士外，還有僧侶3000多人，這些僧人不少是天梯山佛教造像的創造者，其中就有曇曜。關于曇曜的身世，史書記載不多，《高僧傳》載“時河西國沮渠茂虔（即沮渠牧健，沮渠蒙遜之子），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禮”。當時雖然得到北涼禮遇的曇曜，卻埋沒在眾星閃爍的諸多高僧中。歷史機微難測，在經歷了劫虜之災和“廢佛”之難后，面對經像凋零、佛事斷歇、沙門多還俗的景象，曇曜堅守其志，貼身穿著法服，密持法器……

　　一次，拓跋濬騎馬上街視察民情，坐騎一口咬住在此經過的曇曜的袈裟不松口，引起拓跋濬注意，認為“馬識善人”，便請到宮里談經論佛。這個“一切的遇見都蘊藏著因緣”的傳奇故事，卻在史書上有記載：“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后奉以師禮”。實際上，曇曜是應文成帝詔書而到平城。有專家分析說，這是拓跋濬導演的一出雙簧劇，為的是讓朝野都能接受曇曜，為他重用曇曜，恢復尊佛方略造勢。

　　就任沙門統(統轄天下僧徒的最高僧官)的曇曜悟出，要想佛法永固，首先要為當今皇帝解決拜佛與尊君的關系問題，他將禮佛就與忠君的理念緊密融合在一起，并在他主持開鑿的云岡五個石窟中得以體現。五窟主佛像分別依照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塑造。其中一尊大佛的臉上和腳部各嵌一黑石，與文成帝身上的特征吻合，寓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神圣不可褻瀆，神權與皇權巧妙地結合在窟中。同時，涼州的雕塑風格與造像也完美地在石窟中顯現：磨光的肉髻、渾圓的面相、細長的眉眼，健碩的身軀，以及袒右肩袈裟而右肩覆衣角的衣著形式等。曇曜憑著大智慧，圓熟地游刃于朝野之間。除了開鑿佛窟，還完善和發展了北魏的僧官制度和寺院經濟，并組織大規模的譯經活動，有力推動了佛教文化的發展。面對不安寧的生存環境，曇曜巧妙地處理了北魏政治與佛教的微妙關系，在亂世中活出了自己。

　　在陽光的照射下，曇曜塑像留下了一個偌大的影子，這個影子里不知過往了多少人和事，掩飾著宏大歷史的一面；云岡石窟，這個包含無邊妙境的佛陀世界，使曇曜在超越的境界中獲得深層的生命安慰。亙古寧靜籠罩的時空構成一個夢幻般的迷蒙世界，在這里，我們感受到了宗教與藝術構成的美學境界。

　　樂把河西作故鄉

　　絲路稱雄是晉商

　　明清時期，創造了商業輝煌的晉商，讓山西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又濃妝重彩地風光了一回。商貿以路為依托，地處絲綢之路黃金段的甘肅，就成為天涯倦旅的暫棲之地。斯時，晉商商幫在甘肅境內設有會館二十余個，多數設在絲綢之路沿線，風云一時的晉商給隴上特別是河西帶來了商貿繁榮和文化新風。有詩贊曰：“樂把河西作故鄉”“絲路稱雄是晉商”，這是近代河東人在河西等地留下的最鮮明的印記。現如今，人們可以通過這些物化的載體，追憶已成煙云的繁華，感知流芳溢彩的晉商文化。

　　清雍正8年（1730年），晉商在河西走廊的張掖開辦了幾十家大商號，頗有經營實力，便就地設立山西會館。會館對多元文化的吸納，較集中地體現在館舍建設中。他們將宮廷建筑風格與民間建筑風格融為一體，主體建筑與輔助建筑各居其位，布局嚴謹，規劃合理；殿宇樓閣，疏密相間；亭臺花木，錯落有致；木雕、石雕，技藝精湛，彩繪、泥塑，交相映輝；裝飾華麗精美而不失莊重，地域風格濃郁而不失大氣，使晉商打造的商業文明，融入會館的一磚一瓦中，表現出獨特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內涵。

　　蘭州市的永登縣與河西走廊地域銜接，明清時被涼州府所轄，視作“河西之首”，時稱莊浪衛或平番。朝廷在這里設茶馬廳，所轄的紅城鎮則設茶馬司，專屬茶馬交易事務，鎮子上的商貿物流便隨之繁盛，商號店鋪日多，經營者大部分為山西商人。為適應貿易的發展，由朱伯通等晉商倡議并集資，修建了古晉會館。咸豐七年（1858年），紅城鎮的晉商又集資對這座會館進行了維修。

　　古晉會館近100平方米的院內，戲樓、過廳、后殿依次排列。三座建筑均為硬山頂式結構，這種結構特點是有一條正脊、四條垂脊，形成兩面屋坡。左右側面壘砌山墻，多用磚石，高出屋頂，兩側山墻把檁頭全部包封，有利于防風火，在山西建筑中較為多見，透露出會館的地域特征和文化韻味。

　　晉商把集“忠、義、仁、勇、禮、智、信”于一身的關公，作為道德約束、商業行為規范和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借以提升會館的社會形象。而且，關公還是傳說中的武財神，也是護法神珈藍菩薩，以他來護佑晉商財運亨通，最為靠譜。于是，每逢重大節日，人們都要匯集在古晉會館的關公殿里祭拜這位讓三晉子弟引以自豪的同鄉，祈求生意興隆，人財兩旺。祭拜后，還有一個敲鐘儀式，即敲打掛在過廳水井上方的那口鐘。據說，這水井與家鄉的水脈相通，響亮的鐘聲通過井水可以傳到千里以外的山西老家，向親人報個平安。對于懷揣著故鄉上路的晉商，永遠回望寄托他們鄉愁的地方。

　　晉商會館都設有戲樓，有的會館又將其稱為樂樓，目的在于與同鄉及當地人密切關系、溝通感情，在會館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會館戲樓常見的形制是：戲樓一層架空，作為會館的入口，二層就是演戲的舞臺。由“關帝廟”改建而成的張掖山西會館，其舞臺就是這種形制。會館除了山門、牌樓、鐘鼓樓、大殿、后樓等建筑外，高二層的戲樓和看臺（底層為通道與走廊）則是引人注目的基礎設施。戲臺前庭院開闊，又可容納上千人觀賞。晉商與戲曲關系緊密，每到一地，會館一建，戲班就隨之而來。會館或承建戲班，或請班唱戲，或組織票社。每年農歷五月十三，傳說中是關公磨大刀的日子，這一天必然演戲，戲名往往是《出五關》，讓關公磨出的刀有用武之地。

　　張掖所轄的高臺縣，有個600多年歷史的戲班，叫“樂善忠義班”。據《蒲州梆子志》記載，戲班的首批優伶來自山西蒲州。他們隨商幫而至，影響力與來此的晉商并駕齊驅。商人在前面做生意，戲班在后面傳播價值觀。商以戲繁榮，戲以商傳播。絲路漫漫，瘦馬西風，哪里有看客，就在哪里落腳，每年要演出八九個月。在關公的家鄉一帶流行的蒲劇，是盛演關公戲的主要劇種。演出時，飾演關公的演員要戒齋沐浴、不沾酒肉。登場之初，“關公”必須來一段雅唱，然后正式入戲，唱念做打，聲情并茂，逐步把情節推向高潮。此時，臺上臺下融為一體，人潮涌動，賓主盡歡。這樣的場景，延續幾百年或更久。在顛沛流離中，劇種不斷與當地的文化融合，逐漸演化為極具地域特色的西秦腔。有專家指出：“樂善忠義班”對西秦腔的貢獻功不可沒。

　　晉商在會館里聽一曲鄉音鄉韻，暫時忘卻背井離鄉之苦，是一種忙里偷閑的享受；而和當地鄉民共同觀賞秦聲秦韻，入鄉而隨俗，則融洽了與地方民眾的關系。戲如人生，演不盡的人間悲歡事；人生如戲，唱不完的塵寰聚散情。無論人生如戲，還是戲如人生，舞臺上演繹的都是別人的人生、以前的事，而自家的人生還要親自寫下去，曲終人還不能散，還要商議明天的生意如何做。蘭州三晉會館的一副楹聯道出了晉商的艱辛：“為歡萬里，盡醉十觴，遙記三晉云山，蕩漾春光來紫塞；別緒千般，相逢一笑，對此兩關風月，依微燭影按涼州。”人生與流徙，最終也會是一場戲。不絕于縷的余韻，飽含意蘊的楹聯，留下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存在和審美符號。

　　□高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