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作家徐劍的《天曉——1921》是一部全面詳盡敘述中國共產黨孕育與創立歷程的長篇報告文學，材料扎實、場景豐富，披露不少鮮為人知的細節，價值顯著。

　　《天曉——1921》首先是一部黨史著作。以往，曾有不少專家對這段歷史做出考證和研究，此作也是建立在過去黨史積累的基礎上的。不同的是，作家有作家的眼光、發現、取材和講述，并且站在今天的立場和觀點上，能夠賦予歷史現象以新的闡釋。這些都使這部作品成為更沁入普通讀者心田的饒有趣味的文學著作。當然，作者的創作也獲得了歷史學家的肯定和贊許。

　　從書中腳注可以看出，作者為完成這部作品投入了大量精力查閱相關資料。其中，許多文獻和文章過去是零星和分散的，有些是相互抵牾的，經過作者的細致考察分辨，使它們在重大主題之下得到融會貫通、去偽存真，形成完整系統，煥發出異樣光彩，而作者的若干實地親身采訪，更為重現歷史原貌與真相打開了幽深之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也是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的最重要起點。關于黨誕生的歷史追述，過去多聚焦于“一大”，而在“一大”之前，多地已成立共產黨支部；在成立各支部前，已經歷一個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引入與宣傳。這一次，《天曉——1921》對建黨階段的描繪是首先從拂曉天邊現出的第一道光線開始，較為著力地寫照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整個“孕育”過程，其中，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和“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京成為醞釀建黨的重心地帶。這些被加強的內容十分重要，為今天人們了解“初心”提供了可信的基礎。

　　對于黨的“一大”的召開經過和所有“一大”代表經歷的回顧，是全作的主要內容。由于時隔百年，一些存疑事實仍需反復澄清。徐劍善于抓住歷史上留下的懸念，娓娓鋪寫，使作品充滿閱讀張力。如在參加“一大”的代表究竟為12人還是13人的問題上，書里的講述頗為引人入勝：最初，陳潭秋和董必武都證明與會代表為13人，后李達認為是12人，參會者包惠僧不在其列，蘇聯提供的檔案也記錄為12人。但新中國成立后包惠僧寫出兩篇萬言書，陳述自己為正式代表。張國燾同意“12人”說，認為多出一人為何叔衡。日本中共黨史研究者石川禎浩則推論多出一人為陳公博，真相可謂撲朔迷離。徐劍在眾說紛紜中條分縷析，認為包惠僧只是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這不僅是在講故事，也是在講述一個波瀾壯闊、泥沙俱下的大革命時代，一個新生政黨必將經歷的大浪淘沙的成熟過程，以及一些在社會潮汐時漲時落中需要不斷做出人生選擇的個體經驗。作品對所有出席這次大會的參會者及工作者們都分別做出傳記，在黨史著述里尚屬首例。

　　作者的成熟表達，也表現在他書寫每一位參會者時，不會像學術文章那樣規范劃一、從頭道來，而是根據個人特色，選取最生動傳神的場景進入。如繪寫毛澤東是從一份新解密的絕密醫療記錄開始，它記錄了“一大”代表毛澤東人生的最后19小時。1976年9月8日，毛澤東看文件、看書達11次，加起來2小時50分鐘，平均每次不到16分鐘，下午4點37分進行最后一次閱讀，次日凌晨溘然離去。只這一節，便將一代偉人不同凡響的生命內涵揭示得使人肅然起敬。描寫陳公博，是從鐵窗里的墨跡寫起。陳公博書法好，抗戰結束后他被押解回國關進南京監獄，面臨死刑之際，典獄長和獄警還不時向他索要“墨寶”。而他面前的條案，竟是陳獨秀當年坐牢時伏案留下過字跡的，陳公博曾來此看望過陳獨秀。陳公博聞知后仰天一笑，深嘆命運對他的捉弄。接下來作者回溯陳公博的一生，尤其是脫黨和追隨汪精衛投日的經過，最后仍回到條案前，寫他終于落墨，寫完最后一件條幅，表達出對生活的最后懷念。這種寫法可謂別具匠心，既牢牢抓住讀者，也使史料中埋藏的意蘊頓時得到顯豁地生發。在報告文學寫作中，同樣的題材在不同作家的筆下，會展現很不相同的面貌，其中差別不在于素材，而在于作家在素材中看到了什么。

　　讀畢全書，掩卷回想，書中涉及人物雖多，但大都性格突出，面容可辨，真切可信。能做到這一點，自然歸因于作者的執著追求。書里陳獨秀、毛澤東、李達、張國燾、陳公博、劉仁靜、周佛海、王會悟、包惠僧、馬林等人形象格外鮮明，與作者的發揮相關。陳獨秀和馬林兩人個性幾乎在他們初次相遇時便暴露無遺。作為中共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特立獨行，才情狂放，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馬林卻盛氣凌人，對剛成立的中共態度輕慢。馬林提出的包括由共產國際為中共工作人員發放薪金等幾項條件使陳獨秀怒不可遏，斷然拒絕，與馬林不歡而散。但陳獨秀被捕后，馬林全力營救，花重金請著名律師出庭辯護，打通會審各種關節，協助孫中山終使陳獨秀出獄。此后，兩人捐棄前嫌，雖在政見上仍有沖突，卻保持了通力合作，這一過程被作者描述得有聲有色。

　　這部作品記敘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當事人和見證人皆已故去多年，而作者的采訪量卻一點不見減少。徐劍不辭辛苦從北至南，拜謁13位中共“一大”參加者的故居，追尋他們的點滴生命遺痕。但事實上，能夠再由他親身發現的史實已經有限，甚至于，逝者家鄉的面貌也早已不是當年模樣，但作者還是在興致勃勃地走，哪怕只為領略一下當事人生活過的自然環境。這種敬業態度是感人的，實踐著徐劍為自己定下的“三不寫”規矩，即：沒有用腳走到的地方不寫，沒有親耳聽過的故事不寫，沒有親眼看到的地方不寫。不過他并沒有白走，以腳為筆，使這部作品處處洋溢著現場的氛圍，浮現起逝者的魂靈，帶人們回到那個遙遠的時代。而且，他去到的有些地方，過去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徐劍到達湖北應城劉仁靜家鄉時，接待他的革命烈士紀念館館長熱情洋溢地介紹了董必武，卻對劉仁靜一無所知。在黨的“一大”上兼任翻譯的劉仁靜，曾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突出，后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又因贊成托派觀點與黨各奔東西。由于徐劍的采訪和調查，我們現在得知，劉仁靜是最后一位離世的“一大”代表。在這個人物身上，分明體現了歷史的迷霧與個人命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為人們完整理解一部百年黨史提供了另一種參照。

　　徐劍的此次寫作脫離不掉他對黨的熾熱深情，此種感情毫不虛偽，自然流露于所有行程及筆端，才有了這部力作。文學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創作的成敗也首先取決于是否有真情的灌注。

　　（《天曉——1921》，徐劍著，萬卷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