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我國學術發(fā)展成果豐碩的時期，其中，沈從文的名字一定不會令人陌生。他不僅用優(yōu)美的筆觸描繪一幅幅湘西邊城的秀麗美景、展示一個個淳樸真實的人物故事，同時深耕物質文化史研究領域，對中國古代的服飾、絲綢、染織、瓷器、銅器、玉器、漆器、家具等物質文化史專題都有所建樹，《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是其代表作之一。回顧沈從文的學術成就，其中一個不應忽略的問題是他秉持的正確史學觀與研究方法。

　　沈從文是一位享譽國內(nèi)外的著名作家、學者，但大多數(shù)人所熟知的僅是他的文學作品，而對他在物質文化史研究領域取得的突出成就知之甚少，更鮮有人系統(tǒng)研究他的治學理念和方法。通過對其學術歷程的研究，筆者認為沈從文在研究中所秉持的史學觀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原理，他重視探尋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以及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尤其注重尋找文物背后的文化與史實，揭示服飾和穿著者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蘊含的社會歷史信息。

　　在歷史的進程中，每段社會歷史發(fā)展都具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觀規(guī)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chǎn)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nèi)容。”我國浩瀚如海、類型豐富的遺存文物，是在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不同時期中形成的。如何觀察、掌握不同歷史時期中文物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又如何歸納、辨析文物背后的歷史故事和演變規(guī)律，成為研究者需要逐步解決的問題。

　　沈從文首先在博物館開展了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當時設施條件較為艱苦，尤其在北京冬天數(shù)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室溫常常低到零下十幾度，博物館卻不允許生火或通電取暖。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沈從文硬是“轉了十年”，其間經(jīng)他過目、研究過的絲綢、地毯、銅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繪畫等諸類文物數(shù)不勝數(shù)。通過大量的基礎工作，沈從文大體掌握了這些文物的基本特征和變化發(fā)展規(guī)律。隨后，他又在不同類別文物研究過程中，對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進行觀察、總結、提煉，尋找文物背后的文化與史實。沈從文指出：“我們的研究，必須從實際出發(fā)，并注意它的全面性和整體性。明白生產(chǎn)工具在變，生產(chǎn)關系在變，生產(chǎn)方式也在變，一切生產(chǎn)品質式樣在變，隨同這種種形式的社會也在變。”正是由于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沈從文的服飾史研究沒有僅僅止步于對服飾本身時代、結構、色彩等進行介紹說明，而是從歷史發(fā)展的大局著眼，在對服飾形式本身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對更為廣泛的問題和范圍進行進一步探索，力求發(fā)現(xiàn)服飾和穿著者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蘊含的社會歷史信息。

　　沈從文在研究商代服飾時，發(fā)現(xiàn)安陽殷墟墓出土人形雕像“輯錄了較多用不同材料反映不同衣著體型的商代人形”，“這些人形，不僅反映商王朝不同階層，可能還包括有甲骨文中常提到的征伐所及，當時與商王朝對立各部族”。他注意到，在殷商時期，殷王朝“主要征伐的對象有兩個，即西南的戎羌和東南的淮夷。至于荊蠻成為征伐對象，時間似較后。這些在玉、石、銅上的人物形狀，可能有一部分正是各個敵對而又強有力的西羌和東夷人形象。特別是銅器上的卷發(fā)人形，必有寓意，不會是偶然出現(xiàn)的”。在這一研究中，他通過對稍早時期商代人形雕像服裝的研究，引發(fā)了對穿著者身份及更為廣泛的社會歷史文化的考察，不僅搞清楚了當時服飾的階層信息，同時也加深了對商代社會歷史環(huán)境狀況和早期民族分布的了解，而且還令研究內(nèi)容結論更加真實可信，可謂以小見大。

　　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中，治史者世代延續(xù)，眾多史家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籍。而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文獻內(nèi)容雖然比較多，但是大多都并未從當時歷史環(huán)境角度對服飾名物進行記述，其記載帶有一定的簡單性和片面性。面對這類問題，沈從文并未僅將收集到的所有證據(jù)素材簡單堆砌、排隊了事，而是堅持對具體服飾問題進行細致研究，去偽存真，得出結論。譬如，唐代婦女中十分流行的披帛，在多種文獻和壁畫等資料中都有記錄和體現(xiàn)，但不同記載中披帛出現(xiàn)的時期出入較大。他通過對多種文獻、文物進行對比研究，認為一些古人在“談日用器物歷史起源”時，“多喜附會”，“用矜博聞，而總是虛實參半”。他認為，對于一些空泛的文獻記載不能照章全信，而需在研究鑒別后選擇利用，繼而認為唐式披帛的應用雖早見于北朝石刻石窟造像，“但在普通生活中應用，實起于隋代，而下至五代，宋初猶有發(fā)現(xiàn)”。

　　沈從文認為：“我們說學習思想方法不是單純從經(jīng)典中尋章摘句，稱引理論，主要是從實際出發(fā)，注意材料的全面性和不斷發(fā)展性。若放棄實物，自然容易落空。”沈從文對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基本都是因循上述原則完成的。

　　“納石失”（即織金錦）融合中西工藝、圖案、色彩等文化特色，曾經(jīng)是元代絲織文化的象征，被廣泛用于元代帝王、后妃、百官等人群的各式服飾之中。這種獨特的絲織物，伴隨著蒙元政權的興衰在歷史上存留了近一百年。“納石失”的使用盛況在《元史》《元典章》等文獻中都多有反映，甚至通過外國人的游記進入西方社會的視野中。但是，到了明代以后，這種絲織物“竟然和元代政權一樣，已完全消失”。沈從文認為這種情況與“歷史現(xiàn)實發(fā)展不大符合”，在當時，“納石失”在全國的生產(chǎn)規(guī)模較大、使用范圍較廣，且關聯(lián)于元代社會的許多方面，這類被社會廣泛認可、應用的物品，絕不會在沒有任何原因的情況下突然消亡。由此，沈從文對“納石失”在明初突然“消失”的謎團產(chǎn)生極大興趣，他思考的問題包括：“納石失”究竟是什么樣的？其包含多少種類、顏色和花紋，又有什么特征？它與唐宋以來加金絲織物有什么不同？對明織錦有多少影響？而要尋求答案，僅依靠《元典章》或元代其他文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于是，他以明織金錦的各方遺存文物為線索進行追蹤了解和研究，終于從大批保存至今的明代版《大藏經(jīng)》絲織物裝飾封面的工藝中找到了解決上述問題“珍貴難得的鑰匙”，并結合《天水冰山錄》和《萬歷野獲編》等相關文獻記載進一步加以證實。最后，沈從文通過細致研究得出結論：明代加金絲織物，大都是元代的“納石失”發(fā)展而來的，求證了這一物品客觀存在的歷史問題。諸如此類，在正確歷史觀的指導下，沈從文解決了物質文化史領域許多相關學術問題。

　　從沈從文學術研究的成功歷程來看，除了用正確的歷史觀指導治學實踐，他還掌握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很多工作都是要靠方法，方法對了頭，那么說服力就強。”沈從文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在以王國維為代表的學者們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基礎上，通過自身長期的學術研究實踐，加以靈活運用和總結提升。他將原來“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即地上地下兩種文獻結合起來研究歷史問題的方法，拓展為用傳統(tǒng)文獻結合文物研究歷史問題的方法。他認為，“王靜安先生對于古史問題的探索，所得到的較大成就，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新的工作指標”。在研究過程中，“單從文獻看問題，有時看不出，一用實物結合文獻來作分析解釋，情形就明白了”，“‘以書注書’方法是說不清楚的，若從實物出發(fā)，倒比較省事。”沈從文還形象地指出，“（文物）十分顯明是可以充實、豐富、糾正《二十五史》不足與不確的地方，豐富充實以嶄新內(nèi)容。文獻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東西卻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樣化的。任何研究文化、歷史的朋友，都不應當疏忽這筆無比豐富寶藏。”這無疑更加強調重視文物在學術研究中的積極作用，充分體現(xiàn)了他以文物為主導、結合文獻進行研究的治學方法。

　　面對20世紀以來全國各地出土數(shù)量空前的大批服飾文物，沈從文在驚喜的同時，也很快發(fā)現(xiàn)依靠歷史文獻記載進行研究存在的問題，并由此有望得到解決，“前人千言萬語形容難以明確處，從新出土文物中，均可初步得到較正確理解。有的形象和史傳詩文可以互證”，“且可充實文獻不足處”。根據(jù)出土服飾實物、圖像、壁畫、墓俑等考古資料，沈從文在一些服飾具體問題的研究上，采用將考古資料分類排比，再結合文獻進行“綜合分析的方法”使問題得到解決，或“根據(jù)它提出些新的問題”，“由此出發(fā)，日積月累，或許還是一條比較唯物實事求是的新路”。沈從文還依靠“二重證據(jù)法”使得諸多文獻記載問題也得到了印證解決。譬如，對深衣“衿”的認識，如《方言》所記載“繞衿謂之裙”，“歷來從文字學角度出發(fā)，對‘衿’字解釋為‘衣領’，若不從圖像上明白當時衣襟制度，亦始終難得其解”。

　　今年是沈從文先生誕辰120周年。可以說，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他在物質文化史研究領域取得了驕人成果，為學界解開了諸多歷史疑團，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歷史問題，有待后學繼續(xù)研究破解，而其秉持的正確歷史觀與研究方法更值得學界進一步研究與發(fā)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