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

　　村莊的四周是大地，從某種程度上說，村莊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島。我把大地比喻成海是有依據的，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那種廣闊的、無垠的、平整的平原。每一塊土地都一樣高，沒有洼陷，沒有隆起。你的視線永遠也沒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遠的地方，那只能說，你肉眼的視域到了極限。

　　我想我很小就了解了什么是大。大是迷人的，卻也折磨人。這個大不是沙漠的大，也不是瀚海的大。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過是你需要跨過的距離，平原的大卻是你勞作的對象。每一尺、每一寸都要經過你的手。“在蒼茫的大地上”——每一棵麥苗都是手播的，都是手割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都是手割的。這是何等的艱辛。不能想，是的，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輩子，但不能想，一想就會膽怯，甚至不寒而栗。

　　莊稼人艱辛地勞作，他們的勞作不停地改變著大地上的色彩。最為壯觀的一種顏色是鵝黃——那是新秧苗的顏色。為什么說它“最壯觀”呢？這是由秧苗的“性質”決定的。秧苗和其他莊稼不一樣，它要經過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在天空與大地之間，無邊無垠的鵝黃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大地上密密麻麻，全是莊稼人的指紋。

　　鵝黃其實是明媚的，甚至是嬌嫩的。因為遼闊，因為來自“手工”，它變得壯觀了。我估計莊稼人是不會像畫家那樣注重色彩的，但是，也未必。“青黃不接”這個詞一定是農民創造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是莊稼人。一青一黃，一枯一榮，大地在緩慢地，也在急遽地做色彩的演變。莊稼人的悲歡骨子里就是兩種顏色的瘋狂輪轉：青和黃。

　　青和黃是莊稼的顏色、莊稼的邏輯，說到底也是大地的顏色、大地的邏輯。是邏輯就不能出錯，是邏輯就難免出錯。當我佇立在田埂上的時候，我哪里能懂這些？我的瞳孔里頭永遠都是“汪洋”：鵝黃的汪洋，淡綠的汪洋，翠綠的汪洋，烏青的汪洋，青紫的汪洋，斑駁的汪洋，淡黃的汪洋，金光燦燦的汪洋。它們浩瀚，壯烈，同時也死氣沉沉。我性格當中的孤獨傾向也許就是在一片片汪洋的岸邊留下的，對一個孩子來說，對一個永無休止的旁觀者來說，外部的濃烈必將變成內心的寂寥。

　　大地是色彩，也是聲音。這聲音很奇怪——你不能聽，你一聽它就沒了，你不聽它又來了。泥土在開裂，莊稼在抽穗，流水在澆灌，這些都是聲音，像呢喃，像交頭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蕩蕩。麥浪和水稻的洶涌則是另一種音調，無數的、細碎的摩擦，葉對葉，芒對芒，稈對稈。無數的、細碎的摩擦匯聚起來了，波谷在流淌，從天的這一頭一直滾到天的那一頭，形成了嘯聚。聲音真的不算大，但是，架不住它的厚實與不絕，它巨響般的尾音不絕如縷。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恢宏是恢宏中間的恢宏。

　　還有氣味。作為鄉下人，我喜歡鄉下人莫言。我喜歡莫言所有關于氣味的描述，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氣味描寫，我就知道，我的鼻子是空的，它能從我的書房一直聞到莫言的書房，從我的故鄉一直聞到莫言的故鄉。

　　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說過：“大自然那充滿詩意的感染力，往往靠作家給我們。”這句話說得好。不管是大自然還是大地，它的詩意和感染力都是作家提供的。

　　大地在那兒，還在那兒，一直在那兒，永遠在那兒。這是令人淚流滿面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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