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履歷上看，作家老藤屬于一開始寫作便有著明晰而堅定的文學理念和美學追求的作家。新時期以來，各種文學潮流翻新更迭，閱讀趣味的個性化和文學生態的多樣性，構成了當代文學燦然而斑駁的文學景觀。“變”成為常態。而老藤篤定地沿著經典現實主義一脈寫下來，耐心地用扎實、干凈的筆法狀寫腳下的大地、身處其中的生活，把那些目光所及的面容和風景妥帖地安放在一個個樸素、豐盈、好看的故事之中，而雅正蘊藉的中國傳統美學也就隱身在文字的行間與故事的縫隙之中。

　　  老藤的小說傾心于建構一個明亮、清正、善意的文本世界。大興安嶺之蒼茫遼闊、納謨爾河濕地的旖旎風光、街邊攤上的雞架杏仁粥……都被那個文學信仰照亮而熠熠生輝，又在充實、延伸著那個明亮的文本世界。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小說中的人物在世事變化中堅守、承續著恒久的精神與信仰。老藤的小說，每一部單獨看是“獨特的這一個”，放在一起又是彼此照應、彼此照亮的“互文本”組合，共同指向明亮之所在。這也是老藤小說抵達“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的方式。

　　  將長篇小說《銅行里》（作家出版社、沈陽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置于老藤的文學履歷中不難發現，這部作品延續了他小說注重故事性、文化底蘊厚重、善用傳統意象等共性特質，又在鉤沉城市歷史、挖掘傳統文化精神等方面進行著新的拓展與嘗試。老藤的小說與他切身的生活經歷關聯密切，即使是行使小說天然的虛構權利，也嚴謹地遵循細節真實的規則，這也構成其創作鮮明的在地性與及物性?！躲~行里》是對他工作多年的沈陽近代城市歷史的全景掃描。作品取材自始建于清朝皇太極年間的銅行胡同，以銅行胡同里富發誠石家、永和興唐家、永昌號令狐家的興衰與傳承為主線，敘寫了與銅器、銅行胡同相關的一百個人跌宕起伏的命運，在銅行變遷與個體命運的交織中折射出沈陽城的百年沉浮與文化底蘊。小說敘事時間跨越百年，中華民族百年的滄桑巨變濃縮于一條胡同的迎來送往、煙火生活中。

　　  《銅行里》最吸引我的還不是眾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而是氣場。小說通篇散發著一種處變不驚的沉穩之氣。近代百年風云際會，在大歷史帷幕下，銅行胡同也歷經磨難，但始終不慌不亂，平日里本本分分，不顯山不露水，專研手藝做好買賣；動蕩時毫不含糊，披甲執刀走到歷史前臺，舍家為國在所不惜。這股沉穩之氣的底色是小說中歷代銅匠口口相傳并親身踐行的“具銅心、辨銅氣、結銅緣”。這是傳統的行業規矩，塑造了一代代銅匠的忠誠、仁義與敬業，也是一種穩定的文化秩序，是銅行胡同作為最小的“想象的共同體”的文化認同根基，更是傳統道德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某種意義上，《銅行里》是胡同小歷史與民族大歷史的一次不期而遇的碰撞，也是傳統人文精神與現代文明意識的對話。

　　  文學在虛實之間塑造著人們的記憶與想象，為讀者提供了在虛構與現實之間參差對照、品讀城市的空間。比如，作家陸文夫的中篇小說《美食家》中蘇州是否合乎真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書頁翻飛、口舌生津之時，蘇州已經以色香味的形式沁入了讀者的心脾。雖然銅器已經逐漸退出了當下的日常生活，但《銅行里》中那些關于銅器分類、制法、工藝、用途的細膩描寫，已轉化為情感記憶滲透在城市的文化肌理中，豐盈著城市的靈魂。琳瑯滿目的銅器是城市的美學肉身，那些縈繞在文本中的氤氳銅氣，從歷史深處發散出的灼灼銅光，猶如一個復古濾鏡，為這座硬朗的工業城市打上了懷舊的柔光。《銅行里》用銅器激活了沈陽工業文化傳統，也盤活了沈陽地圖，從西瓦窯的古井開始，途經八卦街的回形樓、北市場的春餅店、北塔的法輪寺，沿著四平街、艷粉街、小北關街，過德勝門、來穎胡同，最后回到沈陽故宮北側那條“長二百步，寬六步，北端接四平街，南端連著供奉關帝的中心廟”的銅行胡同。作者把這些古老的地標和街道集合起來，不動聲色地安置在故事中，順便把沿途的歷史、風景與記憶編織起來，在銅行叮叮當當的勞作中喚醒讀者的記憶。讀者也跟隨書中的路標，躬身入局，漫步在這座城市的文學地圖中，感受北方一覽無余的豁達與剛烈。

　　  《銅行里》敘事上借鑒了古典小說的技法。小說以“楔子”開篇，“楔子”只有短短三頁，不僅快速交代了銅行胡同的歷史起源與傳承延續，更以不容置疑的方式確立了銅行胡同的商業道德、精神信仰與倫理秩序。小說后面的各章都是對“楔子”的闡釋與印證。正文部分以父子對話的形式展開，父親石國卿給兒子石洪祥講述與銅行胡同有關九十八個人的故事，構成了小說的主體框架。父親承擔了“講故事的人”的角色，兒子是“聽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來，“講故事是最古老的傳播方式”。他認為，在席勒所言的“樸素的詩”的時代，講故事的人通過不斷的復述，呈現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講故事是把故事融入講故事人的生活之中，從而把故事當作經驗傳遞給聽故事的人”。講述的故事既代表了講述者的時代想象，也滿足了接受者的心理期待，從而構成一種敘事共同體，共同承載一個群體的情緒與記憶。因此，無論是“楔子”所確定的小說主旨，還是一代代口口相傳的“具銅心、辨銅氣、結銅緣”，以及從九十八人的軟銅冊到湊齊一百人的銅匠浮雕墻過程中的增補，一方面，在集體接力的傳承中，普通人的世俗經驗與道德諷喻被有效地固定下來，普通人的故事被賦予本雅明意義上的“光暈”，進入歷史敘事；另一方面，普通人獲得了講故事的權利，帶領聽故事的人和讀者一起，塑造歷史，也重審自身。（作者：周榮，系遼寧文學院副院長，本文系遼寧省文聯2022年度文藝評論重點課題“遼寧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研究”〔LWL202214〕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