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脈水尋經”——談《水經》與《水經注》

　　“脈水尋經”——談《水經》與《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是我國古代以水道為綱記載區域信息的重要典籍，厘清每條河流從源頭到河口的情況，同時記述水系內的相關史地信息，對其研究發展為專門的“酈學”。本版三篇文章“脈水尋經”，為讀者介紹《水經注》的成書源流與當代意義。

　　《水經注》以平實的語言，記述了當時主要河流的具體流路，并記載周邊的山川、城邑情形，系以相關史事，內容博贍。酈道元在文中經常會重復使用特定的語言來表達獨特的意思。例如，書中兩次使用了“脈水尋經”一詞。其一是卷3《河水注》“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非關究也”，其二是卷32《決水注》“脈水尋經，方知決口”。細玩文意可知，酈道元在此表達的是實地考察河流，與文獻相對照的意思，這是他作《水經注》重要的工作方法。酈道元所“脈”之“水”顯然是指相應的河流（河水，今黃河；決水，今史河），而所“尋”之“經”，是否有具體所指呢？

　　這就要從《水經注》的名稱談起。《水經注》一書，是酈道元為《水經》作注，故作此稱。《水經》是成書于三國曹魏時期的記載全國水道的著作，全書約一萬字，簡要記述當時主要河流的源流始末，內容雖較為簡練，但同樣具有重要價值。

　　《水經》相比于《水經注》，知名度要小許多。其實，《水經注》之所以得以撰成，正是因為《水經》的存在且其內容值得加以注釋。《水經》見載于《隋書·經籍志》，有二本，分題作“《水經》三卷，郭璞注”及“《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后《唐六典》始見西漢人桑欽撰《水經》之說，其后著錄書目及刊刻諸本，多襲此說。通過對《水經》文本進行考析及對其所載地理信息的分析，基本可以確定此書是以西漢末年的材料為主，東漢、曹魏時期的材料為輔，撰成于三國曹魏時期，其作者也不可能是西漢時期的桑欽。

　　《水經》成書以后頗受重視，東晉學者郭璞就曾為其作注。郭注《水經》（即上文所述見于《隋書·經籍志》的“《水經》三卷，郭璞注”），或者也可以稱作郭璞所作的《水經注》，其內容雖然早已佚失，但是唐人杜佑曾經評價此注本，稱“景純（按，郭璞字景純）注解，又甚疏略，亦多迂怪”（《通典·州郡典》）。酈道元作《水經注》時，完全沒有征引郭璞的文字，似乎說明他沒有見到過郭璞的《水經》注本。由于郭注《水經》影響較小，《水經注》之名一般專指酈道元注本《水經》。

　　南北朝時特重地理，涌現出不少專載地理的書籍。南北方在文獻傳播上，也有不少交流。此時撰寫地理著作，既存在資料占有方面的客觀條件，又有經世致用的價值。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醉心地理、占有豐富文獻、具有較高學識的酈道元，再為《水經》作注，亦即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水經注》。

　　《水經》與《水經注》的關系，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水經》與《水經注》都屬“水經”類文獻，《水經注》是《水經》的繼承與發展。三國以前，已經出現《尚書·禹貢·導水》及《山海經·海內東經·附篇》《說文解字·水部》等專載水道的著作篇章，形成了撰寫“水經”的傳統（周振鶴：《中國古代撰寫水經的傳統》）。明代學者楊慎稱《水經》“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水經序》），正揭示了《水經》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同樣，《水經注》也是記載河流水道的專書，既然是注釋《水經》的文獻，無疑也屬于“水經”類文獻，是繼承與發展撰寫“水經”傳統的代表性著作。

　　第二，《水經》與《水經注》在文本上緊密相連，互相依存。《水經注》注釋《水經》，二者文本天然緊密相連，自不待言。《水經》單行本在《隋書·經籍志》中已不見載，唐代以后郭璞注本《水經》亦佚失，酈道元注本《水經》則因其內容豐贍為學者所重，而得以流傳。換言之，《水經》賴《水經注》而流傳至今，沒有《水經注》，恐怕《水經》也不會為今人所見。《水經》與《水經注》文本的緊密關系，在《水經注》的流傳中，還有很明顯的體現。如，《水經注》長期存在“經注相混”的問題，主要是酈道元注文被誤認為《水經》文字，這對閱讀和研究此書造成了極大的不便，直到清代中期才基本廓清經文和注文。又如，唐宋人在征引《水經注》時，往往不太區分《水經》原文與酈道元注文，徑稱作《水經》。早期流傳的抄本、刻本《水經注》也都徑以《水經》為名，并題“漢桑欽撰，后魏酈道元注”，直到明朝中后期，才有以《水經注》為名的刻本行世。

　　第三，《水經注》是《水經》內容的豐富和延伸。酈道元評價《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以“輒述《水經》，布廣前文”（《水經注序》），就是表明他對《水經》所載相對簡略而感到遺憾，注釋《水經》，是希望增廣它所記載的內容。事實上，酈道元注文篇幅三十倍于《水經》，記載河流十倍于《水經》，完全達到了“布廣”的目的。上文提及《水經》到《水經注》書名的轉變，恰恰說明了酈道元注對《水經》原文在內容上有極大的擴充，乃至“喧賓奪主”地被世人單獨認為一部書。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對《水經》文本的注釋方式，可分為“考經之實”與“補經之無”兩類。“考經之實”即在注文中考證、闡釋經文的相關內容，可以再細分為默認、確認、并陳、解釋、正誤等方式。默認式，即直承經文而言，不再重復經文所言及的水地關系，徑注以政區沿革等旁及內容；確認式最為常見，即在注文中再說一遍與經文相同的水地關系，此時往往將“某縣”改稱為“某縣故城”；并陳式，即與經文所載并陳，有時更加以考辨；解釋式，即解釋經文所記載的水地關系，在全書中并不多見；正誤式，即指出經文在此處的記載有誤，并加以改正。“補經之無”，即在注文中補充經文未載內容，注文經文沒有直接相應者，即記載經文未提及之水地關系的文句，可視為“補經之無”的文句。“補經之無”文句的內容可分為增補經文所未提及的干流水地關系（詳述河道）以及增補經文未載的支流情況（增廣河流）兩類。“補經之無”文句數量要遠多于“考經之實”文句。

　　由是觀之，《水經》可謂《水經注》之根本。我們在閱讀、研究《水經注》時，也應當懷有閱讀、研究《水經》的理念。

　　既然《水經》是酈道元《水經注》的憑依，那么前文提出的問題，答案就很明白了：“脈水尋經”的“經”，指的就是《水經》。酈道元使用“脈水尋經”一語的本意，是研究、考察水道，來驗證《水經》記載的準確性。我們可以借用此語，對其語義略加闡發。

　　首先，多數的研究者正是“脈”著《水經注》的研究，“尋”到《水經》的相關問題。對《水經》的研究，從學術上是對《水經注》研究的拓展，從學理上卻又是《水經注》研究的前提。其次，“脈水”與“尋經”可以分別指代實地考察與文獻考證兩種研究方法，在歷史地理研究中，二者相輔相成，都是必要的手段。這也是酈道元以親身實踐撰成巨著給后來研究者的啟示。再次，“水經”類文獻都是記載河流水道的，都是“脈”著“水”而形成的“經”。脈水尋經，乃成“水經”，這一類文獻具有共同的特點和較高的學術價值，理應得到更多關注。

　　自《水經》到《水經注》，是一種對“脈水尋經”的傳承。《水經注》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對后世有很大的啟發。我們今天做相關的研究，編纂相關專業書籍，也應該傳承這樣一種精神。（作者：黃學超，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