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典藏溫“故”知“新”的故事

　　▲5月17日，在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護中心紙質文物修復室，工作人員對古籍文物進行補全。新華社記者周牧攝　　

　　歷經(jīng)13年辛苦編撰，《江蘇歷代方志全書》近日在南京首發(fā)。這一全國體量最大的省域舊志整理工程，是我國對古籍保護利用重視程度不斷提升的縮影。

　　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要運用現(xiàn)代科技手段加強古籍典藏的保護修復和綜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guī)范，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今年以來，“加強文物古籍保護利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傳承”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還印發(fā)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新華社記者近期在多地調研，探尋古籍保護利用在新時代如何溫“故”知“新”。

　　讓沉寂的典籍“動”起來

　　走進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古籍閱覽室，香樟木的味道讓人寧心靜氣。打開書柜，一冊冊線裝書籍排列整齊。

　　如今，借助數(shù)字化技術，隨時隨地查閱古籍早已不是難事。2016年9月，“中華古籍資源庫”開通運行，累計發(fā)布古籍及特藏數(shù)字資源10萬部（件），查閱近乎“零門檻”。

　　2021年以來，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發(fā)了中文古籍光學字符識別(OCR)系統(tǒng)，點校整理古籍的效率大幅提高。

　　“從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找資料耗時耗力，最大程度發(fā)揮文獻價值，數(shù)字化工作還要加快。”陜師大圖書館館長沙武田教授說。

　　技術賦能，珍貴的不可再生文物不僅可以永駐云端，甚至可以“七十二變”。

　　一幅橫向流動的《千里江山圖》上，標注了“涑水”“濂溪”“玉山”等地名，數(shù)百個衣袂飄飄的儒生正在“趕路”。他們從一地挪到另一地的軌跡，代表其求學歷程和所屬學派。這是北京大學可視化與可視計算實驗室學生馬源等向首屆“北京大學數(shù)字人文作品展”提交的展品——用JavaScript完成的H5習作，取名為“宋元學案傳承可視化系統(tǒng)”。

　　“如果不是專業(yè)研究，幾乎沒人會有興趣翻閱《宋元學案》這樣的大部頭。我們想通過類游戲界面，吸引年輕人了解古籍。”馬源說。

　　技術賦能，古籍不僅能像游戲一樣動起來，更能讓研究者如虎添翼。

　　打開浙江大學“智慧古籍平臺”，點擊文中的陌生地名，地理定位立即跳出；點擊年號、干支等傳統(tǒng)紀年，對應的現(xiàn)代公歷日期立即換算；遇到古代官職、典故及疑難詞語，后臺工具書隨即關聯(lián)、顯示。

　　“智能技術支持下的古典文獻研究，是未來古籍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有助于培養(yǎng)跨學科人才，推動學術成果轉化為大眾共享的文化資源。”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徐永明教授介紹說。

　　讓冷門絕學“熱”出圈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的熱播，帶火了南京圖書館的沈燮元老先生——一位99歲高齡，仍然每天要工作八九個小時的古籍版本目錄學家。面對突如其來的“人氣”，老先生一時還頗難適應。

　　沈燮元曾是《中國古籍善本目錄》的子部主編，也是慧眼如炬的版本鑒定專家。在南圖幾十年，沈燮元采購數(shù)千種古籍善本，“鎮(zhèn)館之寶”十大珍品古籍中有兩部都是他買回的。

　　如今，這位九旬老翁，仍在爭分奪秒。不久前，沈燮元完成了八十多萬字的《士禮居題跋》，這本書囊括了他從世界各地搜集到的800多個書影，以及新發(fā)現(xiàn)的數(shù)十則“黃跋”。接下來，他還要整理黃丕烈詩文集和年譜。

　　近年來，許多古籍研究者的事跡“火”起來。東巴文化研究院院長李德靜搶救翻譯并整理東巴古籍；國家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等人修復《永樂大典》；浙江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涌泉將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碎片殘卷進行拼接、綴合。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在抖音、B站等社交平臺，圍繞這些古籍展開二次創(chuàng)作，讓冷門題材有了“破圈”的熱度。

　　作為沈燮元的后輩，南圖的年輕人也在創(chuàng)新。從2020年暑假起，該館歷史文獻部館員韓超、史星宇，把清代《隨園食單》里的文字“翻譯”成一道道活色生香的菜肴，梨炒雞、豬里肉、蔣侍郎豆腐等等，吸引人們在線“催更”。

　　“吃貨眼中的古籍別有魅力。”史星宇說，例如，南宋時期以菜蔬食譜為主的《山家清供》，適宜當下的輕食愛好者；清代《食憲鴻秘》中的食譜側重養(yǎng)生，適合當下愛泡枸杞的“養(yǎng)生咖”。

　　古籍經(jīng)典正引發(fā)新的關注，激蕩著更多青年的靈感。

　　讓千年古籍“典”亮未來

　　今年4月，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主辦的“中國傳統(tǒng)村落數(shù)字博物館”上線，其中“高遷數(shù)字記憶”項目受到關注。

　　浙江省臺州市仙居縣高遷村是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歷代書香傳承。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馮惠玲教授研究團隊挖掘散落的家譜和地方志，編纂了10個具有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故事，圍繞傳統(tǒng)村落文化精神采集多媒體，構建了一個古村落文化的數(shù)字化全景。

　　“從平面閱讀到數(shù)字空間閱讀，傳統(tǒng)文獻學也要進行數(shù)字轉型，借助各種媒介增強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和感知。”中國人民大學數(shù)字人文教研室主任梁繼紅說。

　　面向未來，千年典藏承擔新使命，面臨新課題。

　　——培養(yǎng)更多跨界人才。

　　醫(yī)學著作《本草綱目》至今仍是中醫(yī)案頭必備，百科全書《天工開物》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中國古籍擁有龐大且復雜的知識體系，有豐富治理經(jīng)驗，也包含中藥、養(yǎng)生、服飾、飲食等生活智慧。

　　“古籍研究、保護缺人才，更缺跨界人才。”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yè)學生杜怡然等人建議，加快整合相關學科資源，打破研究壁壘，培養(yǎng)古籍事業(yè)的綜合性人才。

　　——進一步打破資源封閉。

　　過去，不同典藏機構“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古籍數(shù)字化、公共化不僅惠及社會，更能促進傳承。

　　徐永明希望“智慧古籍平臺”能改變古籍整理個體作業(yè)的范式，讓世界各地的專業(yè)人士在線合作。“《全明詩》《全明文》這樣浩大的工程，按傳統(tǒng)模式，我們這一代人很難看到它完成，利用眾包技術才有希望。”

　　——更大范圍共享。

　　近年來，一批散落海外的中國古籍實現(xiàn)數(shù)字化回歸。例如四川大學、中國國家圖書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機構合作開展“漢典重光”項目，首批即完成20萬頁古籍的數(shù)字化、公共化工作。

　　“不僅整理國故，而且古為今用，要讓更多中國古籍走進大眾視野，促進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互鑒。”陜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專家委員會主任周天游說。（記者：劉亢、蔣芳，參與記者：魏夢佳、馮源、蔡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