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典志 嘉惠學林——讀《經世大典輯校》有感

　　《經世大典》

　　《經世大典輯校》

　　【元】趙世延等 撰

　　周少川等 輯校

　　中華書局

　　【讀書者說】

　　元朝在統一且多民族的中國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它是一個民族遷徙、沖撞，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時代。歷來治史者難，治元史者更難，原因在于涉及大量的漢文、藏文、蒙文史料，除了常見的一些基本史料外，不少珍貴的元代文獻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和翻譯，給元史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經世大典》是元文宗時，趙世延、虞集等“參斟唐宋會要之體，薈萃國朝故實之文”，仿效六典之制修纂的元代第一部大型通制性政書。它分類記載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帝王譜系、詔訓、職官、禮樂、經濟、軍事、外交、法律、匠作等典章制度，總結了元朝建立以來典制的更替演變，是元代典制之集大成者。再加上，《經世大典》乃當朝人修當朝史，史料多來自官方原始檔案，史料可靠性、真實性較《元史》等書為高。《元史》各志基本上是從《經世大典》摘錄編纂而成，《元史》的一些傳記也可能出自大典。因此，大典是考校元代文獻的最基本史料，對元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周少川教授窮盡20年之功，廣搜史料、詳加考據，與合作者一起整理而成的《經世大典輯校》，實為元史研究的又一新貢獻。

　　首先，《經世大典輯校》對深入研究元代政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理意義。元代政治史研究的三個核心問題就是元朝統治的合理性、重要的政治事件、重要的政治人物。《經世大典輯校》在這幾個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支撐。如其君事四典（帝號、帝訓、帝制、帝系）以正統為核心，用清晰的脈絡，較好呈現了元朝統治合理性的存在。元朝統治的合理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元代繼承漢魏、唐宋是否合理；二是元文宗繼位是否合理。盛世修典是為了彰顯元代的天命與繁盛，編纂者大談“于皇有元，應天順人”“纂成天緒”等思想，認為元朝亡宋滅金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同時又貶低漢魏唐宋，贊揚元代的文治武功，肯定元朝統治的合理性、繁盛性。另一方面，編纂者在帝號、帝訓、帝制、帝系的排序中，將元代帝王史以文獻形式作較完整的呈現，表現對元代帝王的正統認知。其中，將文宗帝位的繼承合法化，乃《經世大典》編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研究上，蒙古帝國、世祖至文宗諸朝的諸多重要政治事件在《經世大典》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記載。

　　其次，《經世大典輯校》是研究元代制度史的史料寶庫。臣事六典（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為全書之重，以時間為序，記載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經濟制度、禮制、軍制、匠作制等，對元朝百年的典章制度進行全面的概括和總結，是研究元代制度史最為系統、最為完備的史料寶庫。

　　現存大典序錄的《治典·官制》述及元代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11個中央機構的名稱，以及行省、行樞密院等6個地方機構的名稱。諸如元代官員俸祿、升遷、換屆、養廉分例等具體記載在大典中皆有反映，可以說是研究元代官制的重要史料。

　　又如《治典·官制》《賦典·職制》《賦典·倉庫》等有較多關于元代府倉、常平倉等的記載，是研究元代倉庫的重要史料。《政典·征伐》《禮典·朝貢》等還有元代與日本、高麗、安南等國家外交、經濟制度的史料，《元史·外夷傳》中記載多采擇自此。輯校本針對原有史料，在《通制條格》《憲臺通紀》《南臺備要》《秘書監志》《元典章》《元史》，以及晚近發現的黑水城文書和《至正條格》等所載同源史料基礎上，嚴謹考據，仔細排比，對臣事六典進行了系統性梳理，為研究元代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其三，《經世大典輯校》是元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重要文獻和見證。

　　元代疆域遼闊，文化多樣，兼容并包，是中國歷史上中外關系交流的繁盛時期。在“四海為家”“通問結好”“薄海內外親如一家”思想的指導下，元代對日本、高麗、安南、緬甸等國家派遣使節，開展一系列積極的外交活動。這些重要外交活動在《經世大典》中多有記載。如《經世大典·政典·征伐》記載，元軍曾推動了高麗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此外，元朝還曾將先進的《授時歷》頒發給高麗、安南等國。在貿易往來上，元朝實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開放泉州、上海、溫州、慶元、廣東、杭州臨海諸郡，與番國往復互易舶貨。這些重要的中外關系史料在《經世大典》中都有記載。

　　其四，《經世大典輯校》是研究元代文化思想史的重要文獻。

　　《經世大典》是元代“大一統”思想呈現的最佳載體。元朝的建立，顛覆了漢民族一統天下的局面，傳統的“夷夏”思想受到了挑戰。如何闡述蒙古入主中原，鞏固傳統“大一統”思想是元代十分現實而重要的課題。《經世大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官方對大一統思想的解讀。即元朝由于國家統一，經濟得以發展，人口繁衍日盛，上視漢唐極盛之數。元朝文治武功遠超前代，統治者認為有資格號令天下，一統江山，其核心思想就是宣揚和主張有德者有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反對以是否是漢民族一統天下來評判政權的合法性，這無疑是對中國傳統大一統思想的新的闡述和解讀。

　　《經世大典》是元代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唐代杜佑《通典》專敘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他開創的通史性制度史編撰備受后人好評和關注。此后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將杜佑的典制史記載繼續連接。典制體史書記載了國家制度建設、疆域、邊防、兵制，以及和民生日用密切相關的農桑、田賦、水利、鹽茶等等，因此是最關乎致用的史書體裁。蒙古政權在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吸收了中原漢文化的進步內涵，在國家制度和法規建設上不斷發展豐富。《經世大典》要將元朝已有的制度建設以史書的形式總結下來，以為當世所用或為后世參考。因此，《經世大典》是經世致用思想在元代史學的最佳注解。《經世大典》史料多來自政府的原始檔案，可靠程度高，又貫通了自杜佑、鄭樵、馬端臨之后的典章制度記載，將典章制度史的編纂在元代史學發揮到一個新的高度。

　　最后，《經世大典輯校》是元代文獻整理的一個典范。自元代蘇天爵《元文類》和明代《永樂大典》，就已有對《經世大典》的抄錄；大典亡佚后，清代又有一些學者進行了部分輯佚。這些輯錄、輯佚成果為《經世大典》全本的輯佚準備了充分的條件，然而也留下不少值得考證和糾謬補缺的空間。

　　在前人的基礎上，《經世大典輯校》通過廣稽博考元明清的各種文獻，基本上收齊了現存的大典佚文，為學界提供了較為全面、可以依信的大典輯本。在此基礎上，編者對佚文進行細致考察，確定輯錄次序和取舍標準，從史源學角度保證了輯本內容的真實性。此外，通過恢復大典的類目框架體系，并將佚文準確地編排歸位，盡可能地接近大典的原貌，以達到輯佚的真正目的。更可貴的是，編者通過認真的標點分段，疏通了大典晦澀難懂的元代白話文和吏牘體文句，給學者研究和大眾閱讀提供了方便，是為最佳，可謂是元代文獻整理的又一個典范。

　　總的來說，《經世大典輯校》是研究元代政治史、制度史、中外關系史和文化思想史的一個新的重要史料寶庫，它的問世足以填補元代史籍整理的一項空白，嘉惠學林，更能為新時期的傳統文化研究增光添彩。

　　（作者：曹剛華，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