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刀，千個字》：煙火氣里的個人史

　　　　王安憶對于日常生活的關(guān)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學(xué)。這一次她把目光從上海移到紐約，寫一個廚師的個人史和家庭史。

　　　　《一把刀，千個字》，有力地證明了王安憶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熟悉王安憶創(chuàng)作的讀者，都知道她近些年來一直著力開拓自己的寫作疆域：2011年出版的《天香》寫明朝上海的顧繡，2015年出版的《匿名》把人物從上海放到山林里去，2018年《考工記》又回到上海寫一個男人的一生……這一次王安憶把目光從上海移到紐約，寫一個廚師的個人史和家庭史。

　　　　與之前的書名相比，《一把刀，千個字》顯得非常奇特，初看并不解是什么意思。王安憶在一次采訪中解釋：“我給小說起名，大多傾向于淺顯上口，‘一把刀’和‘千個字’，前者出自民諺‘揚州三把刀’，后者自然是摘用袁枚寫個園的詩，兩者都是揚州城的特色，相對又可呼應(yīng)，稍稍需要轉(zhuǎn)換，將‘千個字’的‘個’做量詞解，對仗就整齊了。”“一把刀” 是“揚州三把刀的頭一把，菜刀”，暗指主角陳誠后半生的職業(yè)廚師，“千個字”是取自袁枚寫個園的“月映竹成千個字”，指的是陳誠前半生和兒時玩伴踏過的竹影。

　　　　書的上部是淮揚菜廚師陳誠1990年以后在美國的故事，在陳誠的90年代和60年代間來回閃跳，引出母親缺席的懸念；下部主要是共和國初年東北知識分子家庭的故事，從頭解答母親的人生以及隨之而來全家人的命運變遷。

　　　　熟悉王安憶的讀者，一定不會陌生她對于上海的書寫。全書并未停留在上海，而是輻射到了全球：上海、舊金山、紐約、大西洋城、揚州、哈爾濱、鄂倫春。這僅僅是主角們的空間，再算上小說中次要人物的來歷，還有新疆、云南、山東、香港、臺灣、德州、越南、蘇俄、愛沙尼亞、波多黎各……

　　　　我非常喜歡王安憶對空間的描寫。我始終記得讀《長恨歌》第一句帶給我的震撼：“站一個至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這種上帝視角的寫法，真是氣度不凡，緊接著《弄堂》《流言》《閨閣》《鴿子》這四章，用一種細(xì)密精美的文字來書寫上海的各個側(cè)面，直到第五章小說的主人公王琦瑤才出場。而在《一把刀，千個字》一開始對于紐約法拉盛的描寫同樣精彩。只有把空間描寫好了，人物才能得以穿梭，情節(jié)得以鋪展。通過陳誠的一路走一路看，我們深入到法拉盛的華人世界。王安憶顯然做了很多實地調(diào)研工作，寫起來才能夠如此詳實。她以前俯瞰上海，現(xiàn)在站在紐約地鐵七號線上俯瞰法拉盛，“法拉盛本身就有一種虛擬性……移民集聚地從某種程度說，都有飛地的性質(zhì)……飛地的故事總有一點傳奇性。”

　　　　“傳奇性”，對于書中人物來說完全是配得上的。他們的命運與時代緊密相連，從北方到南方，從中國到美國，期間發(fā)生了多少動人心魄的事情。但王安憶很少濃墨重彩地寫，她其實偏要去消解“傳奇性”的，多么跌宕起伏的事情都要掰開了揉碎了，還原成日常的面目方才罷休。

　　　　王安憶很愛提到一個詞——“芯子”。在《長恨歌》中，王琦瑤可是“上海小姐”第三名，算得上是一個傳奇人物，可她順應(yīng)時代的變動而走，最終做回了弄堂里的小人物。畢竟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層的，人在這個層面上是踏實地活著，所謂“螺螄殼里做道場”。王安憶對于日常生活的關(guān)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學(xué)。小弄堂里狹小格局里有大文章，如何布局，人們?nèi)绾蜗嗵帲绾紊睿饲槭拦嗜绾挝⒚罴?xì)膩地展開和變化。她寫起這些來，可以說是“耽溺”。而在《一把刀，千個字》中，陳誠的母親是一個傳奇人物，他好歹也是傳奇人物的兒子，可是他并不要這個傳奇的籠罩，而是陰差陽錯地成了法拉盛一個廚師，每日在煙火中過自己的小日子。

　　　　看多了王安憶的作品，知道她有很多寫作套路：比如人物參禪式對話，孱弱乖巧的男人與充滿活力的女性，風(fēng)景描寫，比喻喜歡從物理、天文等方面切入……但真的是好看啊，容易上癮。這種密實的書寫，是相當(dāng)難的一路寫法，需要消耗大量的日常經(jīng)驗。

　　　　在結(jié)構(gòu)上她如此從容篤定，她說：“在我看來，小說的上部下部，是結(jié)構(gòu)的方式，說的還是一件事，淮揚廚師的前世今生，沒有按照自然時間的排序，而是按照另一種，也許更接近身心成長的先后，或者寫作當(dāng)時當(dāng)?shù)氐男木w，誰能說得好先想起來什么，再想起什么，這樣的主觀性質(zhì)要外化成客觀，更合適讓批評家來做，這是他們的工作。”

　　　　王安憶每出版一部長篇，我必定會第一時間買來迫不及待地讀完，然后滿心期待地等候她的新作。能夠與一個杰出的作家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持續(xù)地讀到她的新作，真是一件無比幸福的事情。

　　　　王安憶經(jīng)常說自己的生活太過平淡無奇，與莫言他們比較起來，的確如此。她幾乎把自己能寫的生活都給寫了，無論是上山下鄉(xiāng)，還是上海的弄堂。作為職業(yè)小說家，她還經(jīng)常去勞教所、婦聯(lián)收集故事，從史料中找尋素材。這一次，王安憶把視野拓寬到海外華僑這一群體，挖掘出了一部動人的個人史。（鄧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