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中的嚴陵瀨

　　浙江桐廬的嚴陵瀨，又稱七里灘、七里瀨等，相傳為東漢人嚴子陵隱居垂釣之處，是唐代詩路中的重要山水文化意象。最早記錄嚴子陵的文獻是東漢的《東觀漢記》，此后還有西晉皇甫謐《高士傳》、東晉袁宏《后漢紀》，到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嚴光傳》，嚴子陵形象最為豐滿，對嚴陵瀨、釣臺皆有記錄：“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自此，嚴陵瀨、嚴陵釣臺已然成為文化的象征，引來后世文人墨客不斷吟詠。

　　從南朝開始，各時代的詩人慕名前往嚴陵瀨，行走在嚴陵瀨的山水間。謝靈運將嚴光引為同調(diào)，沈約、任昉對嚴陵瀨景物贊美，皆從自我情感出發(fā)書寫嚴陵瀨。王筠第一次拈出“高尚”竭力贊美子陵超然獨往的人格。五十多位唐代詩人近百首書寫嚴陵瀨的詩作流傳至今。唐代的嚴陵瀨書寫，是從情感聯(lián)結(jié)與理性評價兩方面展開的。

　　在情感聯(lián)結(jié)中，詩人多從嚴陵瀨景物入手，抒發(fā)惆悵、向往、惋惜、欣賞等情緒。初盛唐詩人洪子輿、孟浩然從嚴陵瀨景物著筆，書寫嚴子陵隱居之高風與尋訪遺跡所見的奇觀異景，使他們忘卻塵慮。中唐詩人的情感聯(lián)結(jié)有三種情形：其一，突出自我人生與嚴子陵人生的對比，如劉長卿、李嘉祐的惆悵，秦系的悠閑；其二，詩人喜愛嚴陵瀨，在山水流連中興盡而歸，如錢起、戎昱；其三，白居易將嚴陵瀨日常化，只要有魚竿任何地方皆是嚴陵瀨。晚唐詩人情感的表達又有四類：第一類是詩人們面對嚴陵瀨景色，抒發(fā)自我人生的惆悵，如杜牧；第二類是詩人面對嚴陵瀨之景，感慨后世再無賢人，如神穎、齊己；第三類是羨慕子陵的垂釣人生，有人純?nèi)幌蛲缋铑l，有人付諸實踐作釣翁如皮日休、陸龜蒙；第四類以詩人之眼欣賞嚴陵瀨的山川之美，如韋莊。

　　在理性評價方面，初盛唐、中唐、晚唐的詩人們關(guān)注點不同。初盛唐詩人肯定嚴子陵的人生志趣、贊美其獨立人格。張謂認為子陵胸中澹然，故能無心名位，歸臥富春，樂在山川。這是對子陵自我人生志趣的肯定。到了李白，主要看重子陵無心祿位、“心與浮云閑”的高風，更向往其不必屈節(jié)侍主，堅持自我的獨立人格。中唐詩人開始思考嚴子陵隱居的動機。有的認為子陵無心名位，隱居江渚，留下高名，千秋萬歲后可與巢、由比肩。這是自然而然，無心而為，如顧況、歐陽詹；有的隱然指出子陵江海垂釣是故意為之，有釣名之嫌，如張繼；有的從子陵與光武的關(guān)系著眼，認為子陵此舉使東漢利欲紛綸之風變淳厚，是以特殊的方式報答光武，如權(quán)德輿。晚唐詩人更從各個角度拓寬思考的路徑，尤為關(guān)注子陵何以隱居的問題。第一類詩人從嚴陵瀨景物切入，體會到子陵“所釣不在魚”，而在于山水中的適意人生，如李德裕、許渾。第二類詩人以為子陵隱居湖山，留下佳名，是其人生選擇的自然結(jié)果，如方干、徐夤。第三類詩人直接指出子陵不是釣魚只為釣名，如杜荀鶴、韓偓、羅隱。第四類與第三類針鋒相對，崔道融、黃滔認為子陵隱居是為釣魚，其背后的本質(zhì)是一種自適其意的人生。第五類詩人以為子陵不愿過寵辱人生，故能輕視軒冕，選擇自在，如汪遵。第六類詩人從君臣關(guān)系入手，或認為子陵不是喜歡釣魚，而是光武恩波太晚，如曾鄴；或認為子陵乃真狂士不怕得罪故交，如唐彥謙。第七類詩人將子陵與漢臣、姜子牙對比，認為他們一生辛苦所為皆是浮名，如王貞白。

　　嚴陵瀨是一處典型的文本化山水。胡曉明認為：“‘文本化山水’（the textual landscape），是近來文學研究借助人文地理學有關(guān)‘地方’（place）作為一種新認知方式而來的概念。強調(diào)空間中的歷史記憶的積淀，重視山水自然中所注入、傳承、不斷經(jīng)典化的人文內(nèi)涵。”（《從嚴子陵到黃公望：富春江的文化意象——富春山居圖的前傳及其展開》）

　　嚴陵瀨的自然生態(tài)之景，在唐代詩路上行走的詩人描畫中逼真顯現(xiàn)。嚴陵瀨江水清澈見底，可見游魚細石，有時皎潔如鏡，可見山影，“遠岸平如剪，澄江靜似鋪”（羅隱《秋日富春江行》）；有時激石湍流，亂流奔注，“別流亂奔注”（孟浩然《經(jīng)七里灘》）。江水兩岸群峰峻極，參差百嶂，萬象各殊，“冷疊群山闊，清涵萬象殊”（羅隱《秋日富春江行》）。山中有樹有花，時有鳥鳴猿叫，“鳥喧群木晚，蟬急眾山秋”（許渾《嚴陵釣臺貽行侶》）、“樹密猿聲響，波澄雁影深”（許渾《晚泊七里灘》）。嚴陵瀨景色變化，四時不同。春天綠草如茵，山花如繡，“潮去潮來洲渚春，山花如繡草如茵”（杜牧《寄桐江隱者》，一作許渾）。秋天色彩繽紛，又綠滿階梯，“彩翠相氛氳”（孟浩然《經(jīng)七里灘》）、“樹石盡多苔”（齊己《嚴陵釣臺》）；紅葉黃葉盡落后，尚有綠樹蔥蘢，“松篁尚蔥茜”（洪子輿《嚴陵祠》）。四季綠意滿眼，水碧山青，“山色四時碧，溪聲七里清”（王貞白《題嚴陵釣臺》）。嚴陵瀨江上山中，常有白云飄過，“岸深翠陰合，川回白云遍”（洪子輿《嚴陵祠》）；有時會有煙嵐霧氣，“嵐煙向竹陰”（戎昱《題嚴氏竹亭》）。日暮時有紅霞滿天，“紅霞亂青嶂”（錢起《同嚴逸人東溪泛舟》）；夜晚朗月映江、明月穿松，“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劉駕《釣臺懷古》）。嚴陵瀨美景就這樣凝定在詩歌中。如今的桐廬嚴陵瀨，依然山青水碧，行走在此間尚可想象一位又一位曾經(jīng)來訪的詩人，仿佛在瞬間穿越了千古。

　　嚴子陵的垂釣人生，引發(fā)后人不斷思考。儒家頗為看重“三不朽”。在此思想的影響下，嚴子陵被看作“立德”的典范。所以詩人們認為子陵超越了云臺的漢代名臣：“先生不入云臺像，贏得桐江萬古名。”（方干《題嚴子陵祠》）超越了直鉤釣魚的姜子牙：“應(yīng)憐渭濱叟，匡國正論兵。”（王貞白《題嚴陵釣臺》）甚至超越了光武：“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羅隱《嚴陵灘》）對子陵的評價如此之高，原因當是子陵在其一生完成了最高的立德，而其他人皆是其次的立功。

　　從道家視角來看，垂釣草野、山水為樂的人生依然有意義，這種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事功的超越。嚴子陵過著垂釣的素樸生活，是經(jīng)過其選擇的人生姿態(tài)，與不得不以釣魚謀生的漁父并不相同。張祜來到七里瀨，注意到子陵與普通釣叟的不同：“七里垂釣叟，還傍釣臺居。莫恨無名姓，嚴陵不賣魚。”（《七里瀨漁家》）普通釣叟賣魚是為謀生，而子陵垂釣，并非為此。詩人指出子陵與普通釣叟的不同，思考一個深刻的哲學問題：人活著為了什么。這正是子陵的價值所在，也是吸引后人不斷尋訪的重要原因。

　　儒道兩種文化背景的討論，哪一方更接近子陵？也許我們終究難以探測到他真實的想法。嚴子陵垂釣人生的意義，在于其不同于世俗價值的生存范式，為后人提供了一種生存論意義的思考。唐代詩人們一次又一次行走在嚴陵瀨，觀賞著這里的山水，思考著嚴子陵提出的問題。之后的宋元明清各代，詩人們依然相繼來到嚴陵瀨，繼續(xù)思索嚴子陵的話題。（渠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