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我和我的命》：人有“三命”

　　2019年，作家梁曉聲以長篇小說《人世間》摘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最近，梁曉聲另一部小說《我和我的命》出版，延續著對普通人看似尋常又總是屢經跌宕的命運的書寫，也關注女性的際遇。

　　《我和我的命》小說共有二十余萬字，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貴州山區，因為是女孩被父母遺棄，命運也隨之轉變，從農家到了知識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變，讓“我”的命運走向變得復雜起來。長大后，“我”無法承受養母去世、養父要再婚，親姐姐和姐夫接二連三地親情脅迫，從大學退學，到深圳摸爬滾打，卻無意中成了深圳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見證人，見證了各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傳奇。

　　“我”在深圳找到了愛情，收獲了友情，感悟到了親情，然而，命運卻要“我”交出不到四十歲的生命……與此同時，原生家庭的親情綁架從未停止，生活在底層的親人提出各種要求，“我”固然也憤怒無奈，但卻總是不能袖手旁觀。

　　“倫理現實主義”

　　梁曉聲一直關注社會變遷與青年的成長，之前在書寫知青生活、在寫下社會階層變化的時候，他總會思考社會對人的要求、時代對人的改變、困難對人的考驗等等，同時，也總是在呈現人對這些要求、改變和考驗的回應，其中更多的是被動的回應，是不屈不撓。而到這了這部新長篇，人物的回應更多地內在化為一種責任和修養，人不再是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而是要承擔起血緣、家庭和生命、社會帶給人的責任。

　　梁曉聲認為，我們時代的年輕人也與父輩一樣，能夠承擔家庭的責任、自我成長的責任，乃至社會的責任。這種基于家庭倫理和親情倫理的現實關懷，被評論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命名為“倫理現實主義”，他認為，梁曉聲是當代文壇少有的，致力于書寫平民的正道滄桑的作家。而他的“正道”扎根于中國的倫理，扎根于中國的現實和時代變遷。

　　這部小說聚焦于“命運”這個主題，小說中說，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文化給的，叫“自修命”。人的總和顯然與這三命有密切的關系。梁曉聲在小說中對“命運”傾注了最深切的關懷。他寫出了命運之不可違拗的決定作用，也寫出了人的奮斗和自修自悟能夠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

　　《我和我的命》是關于命運的寫作，也是關于人怎樣去面對命運的寫作，如開頭部分寫道：“我的體會是——當人真的能心平氣和地面對壞命運，連命運之神也會刮目相看。果有命運之神的話，她或他的工作不過就是電腦般的工作，是某種神秘程序的自動鎖定。即使那程序是他們參與編制的，估計也無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簽結果。所以，對于命運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萬歲的態度。可我既已被選中，我便也做了些該做的事——我在滬深兩地組建了癌病友網站，還主編了一份民間的刊物《與癌共舞》，頗受癌病友喜歡…… ” 李敬澤認為：“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沒有一種與他人無關的個人幸福，也沒有一種與別人無關的命，順應大勢，我命由我，這是中國人的精神，也是我們和我們的命，是我們想要的善好的生活。梁曉聲保持了我們對善好的想象。而且這份想象不是憑空的，不是沒有現實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現實里，扎根在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們的困境里。”

　　梁曉聲寫“人世間”熱氣騰騰的生活，也寫人內心深處刻骨的孤獨，寫人與人的愛恨情仇，也寫人與自己相依為命。同時，他更是不斷在小說中構建一個“善好”的空間，這個空間既是倫理上的，也是生命境界上的。在李敬澤看來，對文學創作來說，這是真正的難度所在：這些年來，文學解構倫理是容易的，而建構，太難。梁曉聲迎難而上，保持了我們這個時代對善好的想象。

　　“女性價值”與“親情扶貧”

　　作為高校教師，梁曉聲熟悉年輕人的思想動態，熟悉他們作為“獨生子女”，在成長過程中享受的一切便利。他們幾乎不用知道“苦難”二字怎么寫，就可以長大成人。然而，離開家庭的暖巢走向社會之后，他們總會為成長付出各種各樣的代價。社會、家庭，都會對他們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所以，他通過這樣一部小說，與年輕人溝通和探討：女性的成長代價是什么？每個人的成長代價是什么？

　　女性成長話題也是《我和我的命》關注的另一個層面，小說中的幾個女性，都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尤其在深圳，商業的沖擊和誘惑，容易讓人迷失。小說中就寫到了出賣身體換取生存的女性，她們向自己的“天命”投降了，當然，命運也并沒有因此厚待她們。

　　通過主人公和她的好朋友李娟，梁曉聲的小說寫出了有責任感的女性的成長。她們自尊自強，承擔著家庭的責任，同時，也相信勤勞、善良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們的時候，她們都展現出了女性尊嚴的力量。

　　除了女性角色，小說中的男性角色也各具特點，梁曉聲借著養父的經歷，進一步貫穿起中國兩代人對“社會關系之和”的認識：養父從貧苦農家成長為一市之長，他改變了命運，然而，“窮親戚”一直是他的“社會關系”，是他不能掙脫的部分。他用責任扛起了這一切，他一直在踐行“親情扶貧”，也教導女兒用責任扛起自己的社會關系，用“親情扶貧”為社會分擔責任。在李敬澤看來，書中的這些內容，使得“我”變成了“我們”，這是一部書寫“我們和我們的命”的小說。

　　評論家吳義勤認為，梁曉聲身上的思想者形象和知識分子情懷，是他現實主義的內核，并且形成了其現實主義的溫暖底色，這種溫暖的、樸實的現實主義為他的作品留下了普通人的生命情懷和民間溫度。而這現實主義的根基，就是“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傳統。梁曉聲的現實主義既關注到了國家民族現代性的追求的宏觀層面，也貼近了對民間的底層關懷，是建立在對民眾、大眾關懷的基礎上的國家民族現代性的追求，最大限度地貼近了現實主義傳統。（記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