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前半生，年輕的文學“魯濱遜”

　　木心的前半生，年輕的文學“魯濱遜”

　　從1927年木心出生開始寫起，至1956年29歲結(jié)束，夏春錦的《文學的魯濱遜》為讀者講述的是木心從稚嫩青澀到初嘗世事的漸變之路。當作者將木心執(zhí)意離鄉(xiāng)尋找遠方之后的諸多標志性事件串連起來，這部書就不可避免地散發(fā)出青春的獨特光芒。換言之，離鄉(xiāng)之后的種種經(jīng)歷才是這部書中最濃墨重彩、最引人遐思的。

　　1943年，從小喜歡畫畫的木心在藝術(shù)理想的召喚下，全然不顧家庭讓他讀法律或醫(yī)學的安排，離家前往杭州。在杭州住下后，報考國立杭州藝專是17歲的他為自己設(shè)想的下一段旅程，這段旅程既遠又近、雖近又遠。在杭州，木心迷上買舊書，逛舊書店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內(nèi)容。只要上街，他總不由自主地拐進書店里，購買舊書成為自然而然的舉動。因為書太多太重搬不動而雇黃包車拉回，對于木心是常有的事情。于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這一天，木心和上海美專的同學三三兩兩分頭前往上海郊區(qū)的萬國公墓，瞻仰先生。在白色恐怖的特殊時期，他們的行動是小心翼翼的。在先生墓旁合影，留下的是對文豪的崇敬，也是對未來的憧憬。在“六五”事件中，積極參與營救被捕同學，確保在逃同學的安全、把征集到的營養(yǎng)品輪流送進監(jiān)獄，這是亂世中有擔當、有血性的流露。

　　除卻擔當與血性，木心還有決心，有理想，有愛好。當然，意氣風發(fā)的美好時光，并不止于以上羅列的。與席德進在臺灣的徹夜長談、互相激勵，也是難以忘記的。兩個人在各自青春時的固執(zhí)與堅持，一覽無遺。雖有些傻氣，卻很可貴。一旦過了青春時光，傻氣亦將不復呈現(xiàn)。與青春有關(guān)的還有在林風眠的畫室里賞其得意之作，這時的木心兩眼發(fā)光、如饑似渴、流連忘返，它們在他腦海里烙下終生難忘的印記。

　　在時而順暢時而阻滯的人生之河中，這些標志性事件是濃墨重彩的幾筆勾勒，是立于暗礁之上的小心翼翼與充滿斗志。前半生是后半生的前因，這些事件暗藏著往后余生里堅定前行的力量。它們的顯赫存在，仿佛可以抹去木心身后的時代變局，青春之耀眼由此可感。

　　然而，這些標志性事件之重要性并不局限于此，其意義還在于它們自成讀者生發(fā)聯(lián)想的導火線。正如人之骨頭，會長出肉來。正如大地，會生出綠草和大樹。正如河流，會有蝦戲魚游。決意離家出走，從烏鎮(zhèn)到杭州的道上，木心心中有何劇烈的心理斗爭？在杭州購舊書成癡似狂，如何在只有一人的燈下，把文學家、畫家、音樂家們的傳記讀得愛不釋手、浮想聯(lián)翩？祭拜魯迅先生需要勇氣，那么先生在木心的世界里到底占據(jù)著怎樣的分量，他又是如何在先生的啟迪下堅定藝術(shù)之路的，他后來的詩歌、散文創(chuàng)作得到先生怎樣具體而微的影響？有參與營救同學的種種舉動，可知木心并非被關(guān)在藝術(shù)象牙塔里的柔弱青年，強韌的一面又可尋得怎樣的精神源頭？

　　有感染力的傳記，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完成的。作者靠書寫，讀者依賴的是書寫之后的品讀與聯(lián)想。沒有任何一部傳記可以完全再現(xiàn)傳主豐富、復雜的一生，故而讀者與作者是互相成全，互為助手，二者一道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關(guān)于本書創(chuàng)作的目的，夏春錦說：“只是力所能及地通過圖文如實講述他在歷史的風云變幻中，在時代浪潮的裹挾下，是如何從出生到求學再到思想逐漸走向成熟、并以藝術(shù)為志業(yè)的生命歷程。”爺爺奶奶辛苦付出攢下的家業(yè)、母親父親給予的關(guān)心與牽掛、茅盾林風眠夏承燾等前輩的照拂、席德進賀鳴聲張懷江等同學的陪伴，以及急劇變遷之時局的籠罩，都在影響著青年木心的成長。本書之感染力正在于此，即創(chuàng)設(shè)了木心成長的氛圍，譬如木心和茅盾、木心和林風眠之間的對話，皆合情、合理，有還原當年情境的真實感。

　　這部傳記出彩之處還在于作者設(shè)身處地的體貼。在傳記寫作中，體貼最難，這其中包括作者對傳主的體貼，也包括作者對時代的體貼。體貼無須登高一呼的宣告，而是內(nèi)化于字里行間對傳主生平與心境的一種感同身受。關(guān)于夏承燾對木心有著怎樣的影響這一話題，夏春錦尤其重視木心自己說過的話——與夏先生詩詞往還之后“我才野性稍戢”，并認為一代詞宗對木心影響特別顯著。他認為：“以木心向來精粹節(jié)儉的語言，這是審視夏承燾對其影響至關(guān)重要的當事人言。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影響，還有什么比性格的同化還要來得深刻的呢？”人之受他人影響，往往從一舉一動開始，漸漸變成他人那般模樣。正因為木心與夏承燾的交流時間不算長，方可見出其受影響之深之遠。

　　夏春錦癡迷木心研究多年，從《愛木心》到《木心考索》直至今日的《文學的魯濱遜》，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一直是他不變的原則。木心在杭州聽夏承燾講過《桃花扇》，具體情形因資料闕如而存疑。木心因被上海美專地下黨委派完成一項“秘密工作”，以美術(shù)教師的身份前往臺灣，然秘密工作具體為何尚不得知，故而只能放空白。癡迷，是夏春錦情不自禁的投入，但在撰寫木心研究的相關(guān)文字時，夏春錦是理性的、客觀的，并不被癡迷帶著走。由此可知，站在木心面前的夏春錦，是兼有讀者與研究者兩種角色的。冷靜審視與熱切喜愛的兼而有之、并行不悖，無疑讓這本書的情感分量更為厚重。（書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