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聯書店推出了盧躍剛別開生面的套裝新書《下里巴蟲》，一本“圖卷”，一本“文卷”；因為“圖卷”是用蘋果手機拍攝的，相較法布爾，被他的朋友稱為“iPhone時代的昆蟲記”。他通過攝影鏡頭虹霓般化入《下里巴蟲》，便形成其對昆蟲世界精致入微的視點、斑斕絢麗的色彩、朝暮私語的時空、曲盡其妙的細節……以及從中生發出的氣象萬千之生物和人文妙趣。

　　躍剛在“圖卷”的“跋”中，涉筆成趣地提到一個中國成語，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這個書名的意念來源，似是作者通過博物學訓練后，想提醒我們警惕認識的“形而上學”，希望“回到事物本身”？但我先要說的是“下里”乃躍剛在雅安的故土，所以他的《下里巴蟲》其實就是故鄉之蟲、四川之蟲。謂予不信，請看“文卷”之160頁：“下里山坡上玉米抽穗、結子了，野麥子花開。半山腰，嗡嗡聲彌漫，是蜜蜂在忙碌。你看它們的腿，兩邊懸掛著蜜蠟，重量肯定超過了體重，像是兩顆黃色炸彈，卻不妨礙它們飛來飛去采蜜。”——當然，人眼應該是看不到蜜蜂兩腿蜜蠟的，躍剛能看到，是因為他戴了博物學眼鏡。

　　昆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4億年前，而人類的進化史也就500萬到700萬年；昆蟲在生物界是一個宏大存在，能占到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數目的七八成——這無疑是一個博大紛紜的生命世界，然而要從中發現哪怕一點點趣味和精彩，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正如哲學家所說：“嚴格說來，看見東西的并不是眼睛；看見東西的是大腦和心靈。”證之躍剛的昆蟲世界，哲學家確實說出了哲學道理。

　　對于躍剛這樣在農村當過知青，又在山野里做過地質隊員的人，追蹤昆蟲回到故鄉后，尚且感到“昆蟲之多，多有不識”，他進入故鄉的昆蟲世界還是靠了一群農村孩子的幫助，“他們風一樣出門，回來時，玻璃瓶子里裝著螢火蟲，老遠捧著，黑夜里像是一個個燈籠在跑；幾十只筍殼蟲被竹枝一扇穿著，頃刻間放在大桌子上，互相牽扯四處爬，爬呀爬呀爬不動”，喜獲豐收的躍剛則以大個西瓜犒勞這些滿頭大汗的孩子；對于拍攝工具，躍剛探索過佳能的專業單反相機，還拍出了“網球肘”，后來用蘋果智能手機，從2017年以來，抓拍了80000多張昆蟲照片，“漸漸地，發現我有個本事：如何把一個平庸的午后變得意氣非凡，如何把單反夠不著或不屑一顧的‘桑丘’‘晴雯’‘阿西莫多’等等小人物（如蜜蜂、虎頭蜂、螽斯、螞蚱、偽金花蟲、叩頭蟲、蠼螋、食蚜蠅、各種蝽和它們的小崽子）寫進史詩；在一個散淡、無聊的夏日，甚至任何一個節氣或任何一種拍攝光線，告訴你們，那里將會發生一場場美麗邂逅”，連圖像研究史家李公明都認為躍剛這樣的手機攝影代表了一種全新的“影像敘事學”和“圖像生產的趨勢”——正因為如羅素所說地“用腦”和“用心”，躍剛才能拍攝出如此妙趣橫生的《下里巴蟲》。

　　當然，躍剛之所以能拍攝出《下里巴蟲》，更重要的內功還在他大半輩子對博物學如癡如醉的修為。鄰居阿姨送給還是中學生的他一本達爾文傳記《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從此如童話種子一樣，生長出博物學愛好者一生的傳奇。法布爾的《昆蟲記》，像我這樣的讀書人多是讀一本薄薄的選集，而躍剛讀的卻是花成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200余萬字的中文全譯本，而且躍剛還有三套花城出版社的《昆蟲記》：初版、再版和臺灣遠流的花城引進版，“三個版本放在三處，十多年來，每有閑暇，便取出一兩篇品讀”。——讀到動情之處，躍剛還會擲書喟然長嘆：“要是我年輕20歲，當什么鳥作家，去做博物學家。不是植物學家、昆蟲學家，而是博物學家。”

　　躍剛明確反對和舍棄那種唯美的孤立的標本式昆蟲拍攝，他要拍攝的是一種博物學視角下的現在進行時的昆蟲，用他的話來表述就是處于一種“結構”和“關系”中的昆蟲：昆蟲與所處環境（山石、流水、樹木、綠葉、果實、光線……及其由它們所構成的空間和時間）的“結構”和“關系”、昆蟲與昆蟲之間的“結構”和“關系”、昆蟲與人（包括拍攝者）的“結構”和“關系”……正是這種“結構”和“關系”中的昆蟲，組成了氣象萬千的昆蟲世界。

　　《下里巴蟲》“圖卷”應該是iPhone時代對宏大的昆蟲學和博物學一個“小小的貢獻”；《下里巴蟲》的“文卷”則可以看成“圖卷”的導讀和思考工具，但它也包含著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針對性和不絕如縷的啟示與反思。

　　《下里巴蟲》的“文卷”，在搖曳生姿的書信體敘述中，隱現著兩部生動精致而又緊密交織的“小歷史”：一部是作為博物學愛好者的盧躍剛的博物學愛好史，包括他與“仙女阿姨”和達爾文《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的命運奇遇，也包括他與昆蟲們的那一場場美麗邂逅；另一部“小歷史”，則是從亞里士多德、普林尼、林奈、達爾文、赫胥黎、洪堡、布封、法布爾到威爾遜，一部經過躍剛詩意化概括和詠嘆的歐洲2300多年的昆蟲學和博物學發展史——像第九封信“天不生博物學家，萬古長如夜”，簡直就是這部發展史的華彩樂章。

　　躍剛對文字的追求，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用功上說，都超過了對昆蟲學和博物學的追求。《下里巴蟲》，以整個大自然的美學基礎為寫作背景，書信體的自由結構，使他運用起文字來更為自由灑脫、得心應手，不時有出神入化的語言。躍剛的文字深處一貫裹挾有熔化著理性和自信的激情，如今也澎湃激蕩于《下里巴蟲》。

　　他的敘述和議論文字具有一種與大自然相應的秩序和靈性，就像他故鄉那條從深山里流出來的隴西河，按照一種蘇東坡步伐，常行于所當行，也止于不可不止，如行云流水，波光云影婀娜多姿，卻也浪花跳蕩激情澎湃，總之，一路才華橫溢地隨著山陰之路流淌。

　　“蜉蝣皆為美人兒，不食人間煙火，生命短暫不以為意，只一個‘矜持’了得；一驚一詫，皆是自我陶醉的凄美。亞里士多德和蘇東坡注意到，那種凄美瞬間即逝的悲劇氣質，有著與生俱來的高貴。”像這段文字，如有神力，活靈活現地鏤刻出蜉蝣這種絕世昆蟲。

　　躍剛強調過他要做的不是植物學家和昆蟲學家，而是博物學家，我們可以明確地判斷出他的核心趣味，是在博物學根基的自然哲學上。

　　從他提到的亞里士多德算起，兩千多年來，哲學家紛紛沿“形而上學”的路徑，在自然之上建立起五花八門的空中樓閣和烏托邦思想，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康德的“道德律令”，摩爾的“烏托邦”……以至到了胡塞爾的時候，哲學家要呼吁我們“回到事物本身”，從常識出發——誠然，意識形態中多有主義的歧途與迷宮，但iPhone時代的互聯網就沒有各種程序和算法的歧途與迷宮？如果我們忘記威爾遜“生物多樣性”的常識提醒，也很難說就不被互聯網指令編進0和1的機械序列中。（羅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