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一本書是自然發生的

　　阿來

　　寫作者必須認真地生活。

　　阿來的寫作習慣跟很多作家不一樣。靈感來的時候，阿來會“強制”自己不寫，等又一次產生寫作沖動，再抑制下去。“反復多時，最后不得不寫的時候，我想確實到時候了”。寫小說之于阿來的意義，是“一個情緒總有表達的愿望”。

　　阿來非常在意生活體驗對于寫作的積累。日前，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阿來說，不管是書本上的學習，還是在大地上和人群中行走所積累的經驗，都是在生活中創作出來的。“我覺得，我是從生活中來的”。

　　在寫《塵埃落定》前，阿來一度懷疑寫作有沒有意義。因為一場臨時起意的行走，在當地老百姓的口述中，阿來走進了土司家族的世界。后來有了電腦，他看著窗外，敲下《塵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個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聽見一群野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

　　因為小說《塵埃落定》，阿來成為茅盾文學獎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他從茶馬古道上偏遠、貧困、閉塞的小村莊，一路走向頂級文學殿堂。

　　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過去10年后，阿來創作了他的長篇小說《云中記》，于2019年出版。“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阿來去做過長達8個月的志愿者。阿來并未把那段經歷轉化為文學創作，直到十載過去，“那一天城市警報拉響，突然想十周年了，再也緊繃不住了。以前看到的場景、人復活了，就開始寫了”。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阿來本來打算做一名一線志愿者。“結果因為我的年齡和基礎疾病，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疫情期間，阿來創作了一部和疫情相關的十幾萬字小說，但覺得現在發表出來“還是不太恰當”。

　　“寫作不光需要構思，還要有一種情感、一股氣。氣如果斷了，雖然故事能接上，但不是那個氣息了，大家一看會覺得這個小說好像是兩個人寫的。所以，我如果繼續寫，可能會把前面十幾萬字作廢，重新寫起。但這十幾萬字費了很多心血，有些舍不得，就先放下來了。”阿來說。

　　幾乎每個熟悉阿來的朋友都會提到，阿來對自然抱有極大的熱情。評論家謝有順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跟阿來出去，好幾次山路間走著走著，突然就發現他掉隊了。“看見他在路邊草叢中拍一朵小花，他對植物有異乎常人的熱情”。

　　阿來感慨，寫作者必須認真地生活。“像一個作家一樣生活、學習，把游歷都變成自己創作的一部分”。對阿來而言，積極充分地生活之后，一部小說、一本書，是會“自然發生”的。

　　中青報·中青網：之前你提到，《塵埃落定》不是刻意要寫的故事，而是在大地行走后偶然誕生的故事。你為何很重視行走的體驗和寫小說的“時機”？

　　阿來：我不想把寫作變成博士論文，不是按照市場要求一步一步每天按照計劃來寫。如果要在寫作過程中真正體會藝術創作帶來的激情和忘我的境界，我覺得必須是沉下心來的。生活是像藝術一樣的，所以我像藝術一樣生活，學習、讀書。

　　前年我去智利，當地大學請我去教學，我就制定了20天旅行計劃——我拿著一本聶魯達的詩，在詩集中勾出這些地名。我要去這些地方，為什么？因為詩人寫到了。許多國家我沒有去過，是因為沒有讀過他們作家的書。

　　中青報·中青網：朋友都評價你對自然的好奇心很重，很驚訝你可以叫出很多植物的名字，什么時候開始萌生對自然的興趣？

　　阿來：二十幾年前我們去爬山時，我們真的是“驢友”，背一個大包，一路上所有東西都是釋而不解，最多拍兩張風景照。經過漂亮的巖石，不知道是哪個地質運動期間形成的，但它有它的歷史，它有它的故事。我寫過山，上面長了植物，我們一無所知。

　　青藏鐵路通車，南方報系找記者去報道，請復旦大學的葛劍雄老師和我當顧問，遇到文化、地理上的問題問我們倆。但他們出去采訪，我和老葛待在帳篷和汽車里很無聊。那時候是5月，春天剛剛到來，殘雪消融，雪地里的報春花開了，這么頑強的生命，這么漂亮。原來我是一個不喜歡攝影的人，但那時候我發現自己有巨大的缺陷——不關心環境，不認識身邊跟我們一樣的生命。所以從那時候就開始學拍攝，一直到今天。

　　青藏高原的植物，不敢說百分之百，80%以上我是認識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認識，而是科學系統里頭的歸類、效益和應用，等等。我在登一座山的同時，還能認識這些植物，這感覺就是現在說的“生命共同體”。

　　中青報·中青網：如果有一天生活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狀態，你想去哪兒？

　　阿來：今年疫情期間我取消了兩個日程。一個是布拉格，去看布拉格音樂節。我是古典音樂迷，前年去看了兩場，不過癮，今年我訂了一整套票，結果全部報廢了，還損失了一筆錢。

　　另一個是哥倫比亞。我經常說“帶著一本書去旅行”，我去過秘魯、智利、古巴、墨西哥，這些國家都出過最好的拉美文學作家，比如智利出過聶魯達，哥倫比亞出過馬爾克斯，想去看看，但今年兩個計劃都泡湯了。

　　中青報·中青網：對于深度文學，你在堅持什么？你的標準又是什么？

　　阿來：我沒有標準，古往今來文學有標準，不用自己制定。文學史給了你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杜甫、李白、曹雪芹他們的標準。標準在那兒，我們只不過是假裝忘記了而已。美國的哈羅德·布魯姆寫過很多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書，什么是好小說？他說非常簡單，不要那么多定義。第一條是認知的力量。有的小說滿足人的一種心理需求，客觀講，我不相信帶來了什么。我更希望的是人能直面現實，遇到困難就戰勝它。

　　第二條是審美的文學。文學的基本工具是語言，中國語言從《詩經》時代開始一路發展。如果世界上有哪個語言最適合做文學的，過去很多人認為是法文，但我認為是中文。

　　第三條是文學要給人帶來智慧，不是看了就傻乎乎的。要引人思考、引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