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樞紐：3000年的中國》：探究歷史的如其所是

　　作者：葉子

　　歷史是什么？借用《邏輯哲學論》對世界的定義，歷史是一切發生的事情。文明交織、朝代更迭，透過無窮的事件，淬煉出演化的邏輯，歷史也是因果交戰的修羅場。講述中國歷史的書太多，有的從考據中尋找真實，有的在細節里發現意義，有的定位到某一年，以點劃線剖開歷史的橫斷面。它們努力給我們呈現歷史真實的樣子，而歷史為何如其所是，其中有沒有主導發展的邏輯，這邏輯又是什么，同樣是我們關切的問題。

　　青年歷史學者施展，在他的新作《樞紐：3000年的中國》中，就中國歷史演進的邏輯展開了具體而微的探索。這是一部具有哲學思辨意味的歷史學作品，以強大的底層邏輯一以貫之，回答了究竟什么才是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史家氣象的大問題。

　　《樞紐：3000年的中國》，施展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版。

　　邏輯：歷史哲學的視角

　　《樞紐》中，作者以精神現象學的方式看待中國歷史的演進。如個人意識經過一番歷程達到絕對知識那樣，歷史本身也有這樣的過程，且人性中的激情是推動歷史運動的根本動力。

　　“成功者締造其特殊性的一面，使得具體的秩序得以成立；失敗者鑄成其普遍性的一面，使得秩序獲得其賴以維系的精神價值。”在歷史中，激情與欲望常渾然一體。歷史激情的一面不僅是秦末農民軍的揭竿而起，也不僅是成吉思汗的鐵蹄一路踏至克里米亞。一些看似并不恢弘的動作，往往也奠定著歷史。施展在書中比照了劉邦和項羽。在道義上遭世人詬病的“鴻溝之約”，劉邦背信棄義攻楚，最終締造了大漢，而這個王朝的文化被傳承至今。豪邁的楚霸王，“不肯過江東”，成王敗寇的結局和個人英雄主義同時到來，而這樣的失敗把他塑造成了理想道德的象征。正是無數個這樣的成功者和失敗者共鑄了歷史。

　　本書在這樣的歷史哲學思維背景下淬煉中華歷史的邏輯結構。而要回答什么才是中國這個問題，思考的落腳點還在實踐上，在于這片土地上生存數千年的人們，他們面臨的自然條件、發展需求和對未來的期望上。

　　　觀點：中國歷史的進程

　　《樞紐》把古代中國歷史的進程，概括為“三輪半大循環”。第一輪是商周的封建社會，第二輪是由漢至唐的豪族社會，第三輪是由宋至晚清的古代平民社會。而之所以說“三輪半”，是因為第四輪大循環正在進程中，即由晚清開始至今的現代平民社會。

　　在第一輪大循環中，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來并達到了某種平衡。隨著鐵器、牛耕提高了生產力，養活了更多的人口，竹簡的使用又促進了思想的自由發展，最終打破了這一均衡。由漢至唐的第二輪大循環，也是在技術發展之后達到盛期，并在由盛轉衰的過程中激發了精神的再度反思。在古代平民社會，西方文明大量滲透的同時，歷史的普遍精神也走到了極致，終于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炮火中，終結了第三輪大循環。要理解每一輪大循環的發生，就要深入思考其中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得失。在結構變遷中，歷史的邏輯在實踐中展開自身。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強調了由宋至晚清的經濟“內卷化”。所謂內卷化就是指社會、文化在發展到某一階段后，進入停滯不前的狀態。無論中原和草原政權如何更迭，中國都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巨大的人口形成大量剩余勞動力，這阻礙了節省勞動力的技術變革的實現。所以，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僅僅是萌芽而已，因為社會不需要一臺蒸汽機來提供動力，自有大量的勞動力來滿足動力的需求。這也間接回答了李約瑟難題，即有著四大發明的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近代科學。

　　在闡述了中國歷史發展之邏輯結構的基礎上，《樞紐》以自己的方式解答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些問題。

　　比如古代中國究竟是多元還是一體的問題。《樞紐》中寫道：“多元并不能否定一體的政治邏輯，一體也不能無視多元的社會邏輯。”中國幅員遼闊，歷朝歷代都通過“政治手段”進行有效統治，而統治的政治空間和社會空間在整個中國，并非全都重合。只有在中原地區，這兩種空間才是重合的。在邊緣地區，比如兩廣，在政治空間上屬于中原王朝，但在地理上更靠近南洋，因此與中原地區并不擁有同一個社會空間。因此，多元而一體，既是中國社會的歷史現實，也是暢想中國未來的基本前提。

　　主流思想的演變也是歷史邏輯發展的重要面向。儒家思想是中國歷史的“記錄者”和“敘述者”，儒家思想的影響力不僅超越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間，其輻射面積甚至比社會空間更大。禮，不僅是儒家經典著作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也是約束人們日常行為的實際準則。《樞紐》中認為，區別于其他宗教，“儒家倫理的載體不是個體心靈的皈依，而是一種表達著倫理意涵的人際關系結構”。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認為，中國社會本質上是“宗法”社會，這就是中國人際關系的本質。宗法社會之所以能夠運轉至今，正是因為儒家倫理要運轉起來，依賴于龐大的人際結構，這在地廣人稀的草原世界和孤絕獨立的海洋文明中難以落實。而這種倫理實踐的持久性，又反過來加固了思想本身的正統地位。

　　未來：民族的自我超越

　　著名歷史學者許紀霖對《樞紐》如此評價：“如此之大手筆、大氣象、大格局，為當今中國學界所罕見。在碎片化研究的時代，本書不啻為令人精神一振的難得力作。”這是一部中國歷史的理論著作，是一部融合了地理、歷史、哲學、經濟、國際政治等多學科的跨界作品，同時也是一部當代青年學者的作品。因此，對其觀點的不同見解自是學術爭鳴的著力點，而對讀者來說，全書明晰而強大的底層邏輯和頗具史家氣象的論述風格，已然確保了它本身的文化價值。在這樣的大格局之下，《樞紐》也思考了作為世界一部分的中國和她的未來。

　　《樞紐》中寫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帶來了超強的動員效力。”面對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政治力量如何在把握大體量空間結構的同時，又在復雜的世界大環境中實現整體聯動的經濟進步，這是一個海洋國家或草原帝國無從遭遇也無法應對的局面。正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超越其他意識形態的思維模式，為當代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克服空間限制的革命力量，以及想象未來的超級格局。

　　在中國歷史演進的邏輯結構中，我們可以理解現代中國經濟崛起的原因。這種成功是結構性的，因此是必然的。同時它也是多因素的，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正是近代中國在遭遇了第三輪大循環結束時的巨大時代動蕩后，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在此基礎上，民族的超越既是在全球背景中的崛起，更是對中國歷史進程的自我實現。

　　（作者系復旦大學外國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