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瑩：小說中的人物肯定就是你“自己”

　　付秀瑩

　　《陌上》是付秀瑩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給讀者帶來了華北平原上一個叫“芳村”的村莊；后來，她又寫了《他鄉》，來自“芳村”的女孩翟小梨到了省會，又到了首都?？吹竭@里，很多人篤信，“芳村”就是她的家鄉，“翟小梨”就是付秀瑩。

　　付秀瑩并不回避這種討論：“大家把人物往作者本人身上去聯想，我覺得沒有關系，因為你的人物肯定和你脫不了干系。”

　　中青報·中青網：《他鄉》出版后，經常有人問“付秀瑩到底是不是翟小梨”，你在主人公身上投射自己了嗎？

　　付秀瑩：《他鄉》出版后，因為主人公恰恰是一個女性，熟悉我的人會覺得，年齡相當，經歷相似，那就是你。甚至當時有一位來參加新書活動的評論家對我說，“我來的路上一直在計算你的年齡，算你某個年齡段的經歷”。我當時聽了很驚訝，也暗自很高興——說明這個人物成功了，起碼引起了讀者對人物命運的關注和興趣，這不是壞事。

　　小說中的人物肯定就是你自己——這么說有點極端，但這個“自己”不一定是真實的，而是你的各種可能性，對自己的想象或者期待。如果我寫一個男人，那也是經過我的眼光過濾之后的、心目中的理想男性。所以，逃不過的。

　　中青報·中青網：在你的作品中，最直接的嫁接自己經歷的情節是什么？

　　付秀瑩：比如我在地鐵上的種種體驗。我經常坐地鐵，從地鐵口長長的通道走進去，那風就浩浩蕩蕩地吹過來，能把衣服吹起來，走一路吹一路。再比如，冬季走過北京的天橋，看著遠處的車來車往、萬家燈火，那種異鄉人在北京的孤獨感、漂泊感，不確定性，非?？坦倾懶?。這種感受和細節，每天都在經歷、疊加、強化，肯定會出現在我的小說里，不僅是《他鄉》。

　　這些經歷也不僅是我個人的，其實也是中國經驗的一部分。尤其是我的同齡人，很多都是通過讀書考試改變命運，從故鄉到他鄉，從鄉村到城市，去追尋夢想。這樣的經歷不獨特，但很典型，可能是一種集體的無意識。

　　作品中來自生活的細節就更多了。比如在一個小說中，我寫到男主人公家里的陽臺上，有從很遠的地方出差帶回來的竹子。其實我家陽臺上就有我從廣西千里迢迢帶回來的竹子。

　　中青報·中青網：你筆下的年輕人從鄉村到城市，你是如何從河北無極縣來到北京的？

　　付秀瑩：我的經歷其實很簡單，就是通過考試、升學。小學就在村子里，初中經過選拔到了縣中，當時很驕傲。一個孩子對縣城的想象，覺得那是一個遙遠的地方，是另一個世界，其實也就不到20里路，但那是第一次離開家人、第一次遠行。每個新學期開始的早晨，父母送我到村口，那個場景的記憶太深刻了。當一個孩子在很多年之后成為一個寫作者，這一幕就非常有意味——從此山高水長，離故鄉越來越遠，再也回不去了。這樣的場景也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

　　后來，我念高中、大學，在石家莊工作了多年，又考研究生到了北京。我從小就是一個好學生，但高考沒考好，總覺得遺憾，后來考研也是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前些年我還動心，想考博士，覺得那是一個人生心愿。在已經工作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每當焦慮的時候，我還會夢到數學考試，試卷發下來一看都不會，或者鈴響要交卷了還沒寫完，醒來發現是夢，虛驚一場。

　　這些經歷和翟小梨很像，在一個典型的偏僻的鄉村，除了上學，還有別的出路嗎？寫這個人物時也有些矛盾，要不要給主人公換一種活法。但最后我決定真真假假，只有我自己知道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構的。一個農村的女性站在城鄉的交界處，會有不斷的撕扯、打碎、重塑。多年之后，再去心平氣和地回憶這些，很難說好還是不好。不過對一個寫小說的人來說，是非常珍貴的財富。

　　中青報·中青網：那你和文學的淵源是如何產生的？

　　付秀瑩：在我們村子里，有字的東西都很少，看到一張報紙都如獲至寶。那時候看小人書，一幅畫下面有幾行字，每天看，幾乎能倒背如流；去鄰居家看到一本書，可能已經殘缺不全，也會想盡一切辦法蹭著看。有一次，鄰居家窗臺上放著一本雜志，可能還用來墊過醬油瓶，有一圈油漬，大人們在聊天，我就站著津津有味地看，第一天沒看完，第二天還去。

　　最早看的真正的文學作品，是《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一篇張潔的中篇小說《祖母綠》。那時候還是孩子，看不懂小說里女性的命運，“她用一個夜晚，完成了一個婦人的一生”，根本不理解什么意思。還有書中對女性服飾的描寫，曾令兒穿的波點的襯衣、白色的西褲，那種灑脫瀟灑，給一個農村女孩帶來的審美上的震撼太深了。

　　小時候我的語文成績特別好，作文經常被老師當作范文來朗讀；同學們也會開玩笑，調侃我是“作家”。高中時，我的文章在當時學生都會訂的《語文報》上發表，我記得那個欄目叫“文苑擷英”，當時還想，欄目中有個“英”字呢。90年代初在報紙上發表作品，會收到很多讀者來信，跟我談對寫作的看法、青春的苦惱。我就覺得，當作家能找到很多知己啊，于是有了這個念頭，但只是一個種子，學業壓力太大了，我還在愁數學呢。

　　中青報·中青網：關于女性話題，不久前有一部《82年的金智英》得到很多讀者和觀眾的共鳴。你也寫女性，是否也感受到女性的艱難？

　　付秀瑩：我也看了那部電影，看得心里很沉，女性面對的問題要比男性復雜得多。很多人在評價女性的時候，幸福與否取決于家庭，對男性似乎就沒有這種標準。我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女性，城市的，鄉村的，且不說婚姻，女性在面對情感時就缺乏了一種主動把握的能力，會覺得“被愛”比“愛”重要。

　　中青報·中青網：讀者對“女性作家”會有偏見嗎？

　　付秀瑩：在兩性關系中，女性還是處于一種非常微妙的位置，對女性作家的偏見是存在的。比如，我用第一人稱寫一個小說，編輯就提出，能不能不用第一人稱。但我的確用第一人稱寫起來更順暢，而且即便我用了第三人稱，人們還是會把主人公投射到我身上，逃不掉。

　　再比如，很多人覺得女作家只能寫小情小愛，沒有家國情懷。我倒沒有覺得小情小愛不好，但我們從鄉村到城市，自覺不自覺地被時代裹挾，參與了一代人的精神建構，你不能不承認這也是家國。但也不否認性別之間的差異性，女作家會更多關注生活的細部，向內轉，這一點可能也更契合文學的本質，向隱秘處去發掘精神世界的幽微。

　　雖然說男女平等，但有時候仍會感覺這是一個“男性世界”。比如我出去開會，黑壓壓的一片都是男的，安排住宿時，你會發現自己的名字后邊會有一個括號寫個“女”，因為女性是少數。而且因為這個“女”字，可能對你的評價標準會有所降低，比如會說“你在女作家中不錯”，而不是把你放到一個整體中去衡量。當什么時候我們不強調“女”了，可能就真正平等了。

　　中青報·中青網：你是一位作家，同時也是《長篇小說選刊》主編，這兩個身份之間會如何互相影響？

　　付秀瑩：有的人做編輯，可能會因為讀了太多不太好的作品而“敗壞胃口”，傷害了對文學的激情。我比較幸運，在“選刊”，是從已經發表的作品中選更好的，所以感受要好一些。但做編輯，肯定會消耗你對文學的神秘感，身在其中，知道作品是如何一審、二審、三審，刊物是如何排版、印刷，沒了新鮮感，還可能削弱你的創作激情，覺得作品那么多，自己寫不寫無所謂。

　　但同時，做編輯也會讓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水平、在中國當代文學的位置。你知道你的同行們都在寫什么，誰寫得好。心里有數就不會慌張，也不會狂妄，知道自己下一步應該到什么樣的程度，會對自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判斷。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0年03月31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