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芳：詩歌用最柔軟的方式，教我堅強

　　“詩歌的意義對于每個人都不盡相同，對于我可能更關乎孤獨與夢想，我更想把我的抒寫，稱為一個人的狂歡。我寫詩，是因為熱愛，源于一種自我需求。相對于眾說紛紜的詩壇，我更相信詩歌本身。”悅芳，就是這樣一位熱愛詩歌到骨子里的女詩人。

　　對于一個真正的詩人來說，詩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種呈現方式，悅芳便是用詩集《虛掩的門》來呈現她的生命歷程、她的情感、她的故鄉、她的成長，并憑借這份最真實的呈現獲得2016-2018年度“趙樹理文學獎”詩歌獎。

　　悅芳，山西高平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魯迅文學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級研修班學員。有詩歌、散文、詩歌評論發表于《詩歌月刊》《星星詩刊》《詩選刊》《山西文學》《黃河》等期刊，并有詩歌作品入選《新世紀詩選》《中國青年詩選》《中國短詩精選》等多種詩歌選本。

　　悅芳在《虛掩的門》后記中說，她從16歲開始寫詩，用“淚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靈魂的迷茫”，所以，我們可以從悅芳的詩里看到一個女性精神的成長，她從黑暗中站立起來，終于明白了“黑也測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學會了“用傷口飛翔”，學會了“編織信仰，用跌倒的語言呼救”，她體悟到一個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達彼岸”。

　　寫作著的女人是幸運的，因為擁有了有溫度的文字的陪伴，她們可以讓自己的心靈得救，讓自己的精神成長。《虛掩的門》“趙樹理文學獎”的獲獎評語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細節，并將之轉化為富有內涵的意象，表達了對生活、生命以及現實存在的思考與感受。其詩作拓展了漢語語詞的表現力，呈現了漢語言的內在魅力。人內心中隱含的被忽視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詩歌創作的開闊性和可能性。”正如悅芳所說，“因為詩歌，一個人有了另一種形式的存在，他們如同我的兩個名字，彼此張望又相互交合”。

　　如果不是這次獲獎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

　　山西晚報：知道自己獲得“趙樹理文學獎”時是什么心情？

　　悅芳：當時的心情確實是很復雜的，如果用悲喜交加來形容也不為過。寫詩這么多年來，為終于得到了一種被承認被接納的事實而高興。她讓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終究會有回報的那一天。但同時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嘆，感覺到競爭真是一件殘酷的事情。我為那些沒有獲獎的詩友感到惋惜，他們既是朋友，又是對手。萬事萬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們無法選擇。

　　山西晚報：您覺得自己的詩與“趙樹理”、與“山藥蛋派”之間有什么樣的聯系？

　　悅芳：我的老家高平，與趙樹理的故鄉沁水接壤。從地域上來講，我們可以算作老鄉，我的家鄉那一帶還流傳著不少與趙樹理有關的故事，家喻戶曉的高平鼓書《谷子好》就是趙樹理先生的作品。從精神傳承上來講，我最早接觸到的讀物也是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邪不壓正》等這些書籍，但那些文字對于當時一個幾歲的小孩子并無多大吸引力。長大后，才漸漸明白了趙樹理在當代文學史上是個怎樣的存在和地位。除趙樹理外，“山藥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讀過一些。他們的文學滋養了我，讓我形成了對山西當代作家的最初認識。“山西作家都是趙樹理幽靈譜系學大家庭中的一員”，當然，我也不例外。

　　山西晚報：獲這個獎對您來說有什么意義？

　　悅芳：獲獎意味著對我詩歌寫作的肯定和激勵。這些年陸續寫下的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稱其為真正的詩。我的詩歌寫作一直處于摸索狀態。一個人在自己的經驗中完成的寫作，十分可疑，我對自己的寫作總是缺乏信心。這一路跌跌撞撞走來，或許，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詩歌的影子。將這些時光的碎片集結成冊，影影綽綽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習詩途中探索和尋找所進行的努力。如果不是這次獲獎，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寫作道路上的一個頓點，或者說是一個高度。不知不覺中，當你慢慢走到了這里。這時才發現，哦，原來我也可以。但是，它讓你也同樣看到，原來前面的路還很長很長，甚至看不到終點，或者看不到一個同伴。可以肯定的是，這次獲獎，對我而言，既是動力，也是壓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個新的起點，并期待著新起點上的新收獲。

　　讀書寫字的意義是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個真正豐富有力的靈魂

　　山西晚報：給讀者簡單介紹一下《虛掩的門》這部作品吧。

　　悅芳：《虛掩的門》是我的第一部詩集，共分為五輯，我把它們分別命名為“囚禁”“對話”“時光”“存在”與“幻象”。可以說是各種題材、各種意象的綜合體。它從不同角度表達了各個時期我創作的心境及對生活、生命以及現實存在的思考與感悟。這時，我想起了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一句話：當一個人不能擁有的時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記。

　　山西晚報：的確，您的生活經歷在這部作品里體現得比較多，從詩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親、您的情感、您的成長，也能感受到您的創傷與孤獨，能具體說說個人經歷對您創作的影響嗎？

　　悅芳：一個人的童年經歷一定會反映到他的創作里，構成他寫作的母題，同時會影響他的作品風格。

　　從小時候起，文學對我一直很重要，但從來沒想過要自己寫作，也不知道我為什么要寫作，也許正如略薩所說：我寫作，因為我不快樂。或許，寫作，是我對抗不快樂的一種方式？童年的記憶中，父親是個琴棋書畫無所不能的人，他給了我無限的歡樂和夢想，但在我7歲那年去世了。母親一個人把我們兄妹四人撫養成人，于2002年57歲那年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后來我在文字中這樣寫道：“父親，您是那個為我造夢的人，您走了，屬于我的夢也沒有了”“母親，您是那個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還得像人一樣活著”。或許，文字是一種良藥，救了我，讓我從失去父母的悲痛與艱難中挺了過來。我常常想，也許讀書寫字的意義是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個真正豐富有力的靈魂。

　　山西晚報：詩集內收錄的作品時間跨度比較大，有多長時間？前前后后寫了多久？

　　悅芳：我2010年左右開始寫詩，到2016年這本詩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時間。但這本詩集中主要收錄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

　　山西晚報：當更多的人在談論“詩與遠方”時，您在關注“詩與故鄉”，《虛掩的門》里有很多詩是在說故鄉的，詩和故鄉在您這里是一種怎樣的聯系？

　　悅芳：我一直覺得：“詩，是一種鄉愁，是一種無論身在何處都想回家的沖動。”鄉愁與過去、母親、童年、自然這些名詞可以互換，又總是與朦朧、憂傷、曖昧、惆悵這些形容詞聯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種甜蜜的憂傷，或者說，是一種高貴的痛苦。我記得女作家周曉楓說過這樣一句話，“鄉愁其實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種折返。”這句話道出了沉寂我內心多年的真實感受。也就是說鄉愁是我們對精神故鄉的懷念，當內心這種孤獨和憂傷無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詩歌就自然而然出現了，因為詩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個體引領回去，與原有的整體重新結合，引領我們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懷抱中，回到家鄉。故鄉是詩人之根，所謂“根”就是愛，是我們經驗的起點，精神的起點，也是我們認識的原點。故鄉，恰恰是我們的初心。

　　山西晚報：山西的厚重文化對您的滋養或者說是熏陶，對您的詩歌創作有幫助嗎？

　　悅芳：“一個人行走的范圍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這塊土地養育了我，給了我生命最初的記憶。歷史從一方面來看是個人記憶，有關童年、少年的成長，有關一座曾朝夕相處的城市的回憶；另一方面則是國家民族的大歷史，而這兩者往往是糾葛在一起的。我的創作就是在這樣的混沌中緩緩拉開了記憶的大門。我在為逝去的光陰尋找物質存在的憑證和個體成長的見證，為自己的鄉愁、自身的命運尋得最原初的根源。這種尋找讓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動力，平常并不易察覺的歷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

　　詩歌與讀者之間是一種互相尋找的關系

　　山西晚報：是從何時起開始文學創作的？

　　悅芳：開始習詩大概是從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開始的，但對詩歌的喜愛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當我讀到顧城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恍惚間有邂逅的圣光，在藍色的天宇相撞。我驚呆了，心中驚起一絲顫抖。像愛情的遇見一樣，原來詩歌也可以如此。我當即寫下了生平第一首詩：“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綻/是痛苦/還是歡欣……用我的淚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靈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歲。之后，陸續讀到北島、楊煉，讀到龐德的地鐵車站，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其間的氣息曾令我迷戀神往。這些記憶構成當時一個青春少女內心隱秘、美好、斑斕的世界。

　　山西晚報：《虛掩的門》中有《邂逅策蘭》《夜讀蘭波》《遭遇卡夫卡》這樣一組詩，您也喜歡這些詩人嗎？誰對您的影響比較大？

　　悅芳：策蘭、卡夫卡、海德格爾等是我喜歡的詩人，他們對我影響比較大。讀他們的作品，給了我某種神秘的啟示，他們讓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們的無限。我閱讀他們的作品并從中汲取精神元氣，接通自己的生命體驗，把點點滴滴的觸動用詩歌的形式記錄下來，于是便有了這么一組詩。

　　山西晚報：“經歷，只是時間的見證”“你和我，只是夜的兩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對面”，詩集中的這些句子，簡單又有深意，您這樣的語言風格是怎樣形成的？

　　悅芳：這其實是一個內省的過程，要摒棄外部的干擾喧囂，進入一個凝思澄凈的境界，用文字呈現內心，完成情緒的外化。詩始終具有憑感覺去直抵事物的那種認知力。詩主情，不管是抒發時代的還是個體的，都需要通過心靈的通道抵達筆端，需要咀嚼、思考、過濾，這一個過程，需要的是心靈向內的自視，是自己與自己的交流對話。

　　山西晚報：看待一個真正的詩人和他的詩，必須將詩和他本人相互聯系。就如我們讀唐詩，會和詩人的經歷相結合來體會詩深層次的含義。在讀您的詩時，讀者需要結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與品味《虛掩的門》？

　　悅芳：一個人愿意寫詩，就意味著與語言“作對”，或者對語言表示“信任”。詩最終取決于詩人的品格，取決于文字背后的聲音和靈魂。這個看法，我幾年前應該已從其他詩人那里聽過了。假如這個看法在幾年前對我來說是一種觀念的話，如今卻是一種經驗，既是寫作的經驗，也是閱讀的經驗。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還是那兩個字：誠實。

　　我覺得詩歌與讀者之間是一種互相尋找的關系。因為詩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該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夠發揮影響的范圍里引起共鳴。我這本詩集只是我詩歌寫作中的一個練習冊，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靈魂，是息息相關、相生相長的。

　　我寫詩是遵循了內心的需求

　　山西晚報：自從您從事創作以來一直在寫詩，您怎樣看待詩？為什么這樣專注于寫詩？

　　悅芳：我覺得詩是情至極致的產物，是內心深處情感的自然涌動，是人與人或人與靈魂之間隱秘的對話。詩的產生就像樹葉萌發那樣自然，就是胡適說的那種關不住了的東西。

　　我寫詩，詩也在寫我。時間這個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強迫我們接受它，我希冀用詩歌為自己構建一個與現實相對應的精神空間。時間是一種語言場，它包含了詩人在探索黑暗世界與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進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記錄者，而是語言本身。在一首詩中，可以結束對話或者回答自己的捫心自問，但不可能回答時間的課題，在時間面前，詩人只是在“某處”活過，這時候，時間就是詩。

　　山西晚報：走進詩的世界后，有什么樣的感受？它對您而言意義是什么？

　　悅芳：我感覺“詩的世界”是一個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說的狀態。它越過界線和黑暗，發出呼叫、呻吟、歡唱、傾訴，在無法觸及的地方閃爍，無處不在又無跡可循。等待著我去開掘，去發現。在通過語言發現世界的過程中，我在很長時間內把語言看成世界，這個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煩惱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變成一個表象。

　　山西晚報：詩人、藝術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詩意，您是怎樣捕捉這種詩意，進而寫出詩的？

　　悅芳：對于一個詩人而言，一首詩的誕生就是一種神圣而難得的奇遇；而寫作，則是一種心靈的自由翱翔。誠如海德格爾試圖“摧毀”歷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為真理的去蔽一樣，每一首詩都是長著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開的一線幽光，那是短暫的存在抵達永恒的輝煌，是有限的需要與無限的彌合。某一個瞬間，心靈的光芒驟然閃現，一首詩開始成形，以只屬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語境下活動，留下了這些詩的存在。這些詩便成為我們個體生命記憶中的一部分，成為我們存在的證據。詩，存在于已經被“一說出”的瞬間。

　　或許，這便是尋找精神家園的最佳方式。

　　山西晚報：詩歌是有些邊緣化的一種文學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勵著您堅持寫詩？

　　悅芳：我相信世上萬物都有其自身的命運，詩如此，人也如此。我寫詩，只是遵循了內心的需求，莫名地愛好她。寫到今天，會很畏懼。我畏懼每一個漢字，以及漢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與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與漢字達到的默契，幾乎就是我的命運。詩歌，她用最柔軟的方式，教我堅強。因為詩歌，我的生命從浮華中脫離出來，保留著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為詩歌，我有了另一種形式的存在。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時間，我試著去理解這混雜世界中深藏的善意。

　　山西晚報：接下來有什么創作打算？

　　悅芳：一直想寫一組表達中年困境的詩歌，但直到現在還是寫不出來，一首詩不是你想怎么寫就怎么寫的，它取決于你和語言相遇時發生的那種活生生的關系。與一個人的表達愿望相比，語言總是別的東西。我認為，詩歌與語言的關系總是非常緊張，而小說和散文則要自由一些。除了寫詩之外，我還準備嘗試一些別的體裁，也許這是異想天開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馬爾克斯突然獲得時間的啟示，把好多積存的素材變成佳作。

　　山西晚報記者 白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