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溯源甘肅】

　　隋唐時期甘肅的貿易安邊政策

　　本報特約撰稿人 李清凌

　　編者按：

　　甘肅是絲綢之路東段的主要組成部分。絲路東段從長安到河西的敦煌，共長3000多里，甘肅就占2000余里。隋唐及其之前，絲綢之路是中原王朝與今新疆及帕米爾高原以西聯系的唯一窗口。進入隋唐時期，甘肅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發展到了一個鼎盛階段。河隴地區沃野千里，胡商蕃客穿行如織，《資治通鑒》記載“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政治上，李唐王朝周圍聚集了一大批關隴貴族，眾多的隴右籍政治家、文學家縱橫政壇與文壇，風云一時。

　　研究中原和甘肅的歷史，離不開對甘肅經濟史、文化史的觀照。本版擬從甘肅有特點的屯田、絲路貿易，科技、文藝、史學，社會風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分不同的專題，從不同的角度，系統、簡練、通俗地介紹隋唐時期甘肅的經濟、文化歷史。

　　甘肅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的地區。隋唐時代，這里的居民除漢族外，還有突厥、吐谷渾、吐蕃、回鶻等少數民族。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漢族以農為主兼營家庭飼養或畜牧業，輔之以工商業；少數民族則大多從事牧業生產，有的兼營少量農業。于是民族地區社會生活中，就出現對部分物資的相互需求。如中原漢地所需大量戰馬，政府除向民間征收、興辦苑監牧養外，還要與邊境少數民族交換；少數民族所需的絹、茶等物資，也要從中原漢地換取。物資生產的互補性，促成國家的貿易安邊政策。隋唐政府在甘肅的安邊貿易，主要有貢賜貿易、邊境互市和“絲路貿易”等形式。

　　貢賜維穩

　　貢賜貿易是隋唐政府同周邊民族政權之間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物資交換形式，也是歷代中原王朝慣用的邊境維穩措施。

　　隋朝西北各民族政權的進貢多經甘肅進入關中、京師。有的貢賜活動就在甘肅境內完成。隋朝西突厥、鐵勒、高昌、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及蔥嶺以西的民族、國家，都曾頻繁地派遣使臣，路經甘肅前往長安朝貢。隋煬帝統治時期（公元605年—618年），西域“相率而來朝者三十余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派遣大臣裴矩“于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隋書·西域傳》），即在武威、張掖設點招商。甘肅在隋與西域各國的貢賜貿易中，起聯絡、中轉或直接交易的作用。

　　唐朝盛時統轄蔥嶺東西數以百計的由小國家改制而成的羈縻（籠絡）州。各羈縻政權都要按時向唐朝皇帝進貢物品，唐朝政府則以賞賜的名義賜予進貢者以絹帛錢物等。唐太宗貞觀（公元627年—649年）初，安國遣使向唐朝進貢方物，唐太宗對貢使說：“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新唐書》卷221下），諸胡大悅。自此以后，蔥嶺（今帕米爾高原）東西兩側的部族、國家，包括中亞的曹、米、石、何、史、安、康國、吐火羅、波斯、大食、突騎施等國，非洲東海岸的甘棠，東歐的拂菻（東羅馬帝國）等國家，大都經甘肅而到長安進貢。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水晶）等物，唐太宗“賜以綾綺”。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菻王又“遣使獻底也伽（藥名）”。（《舊唐書》卷198）安國所獻者有毛錦、青黛（中藥名）。康國所獻有鎖子甲、水精（晶）杯、瑪瑙瓶、鴕鳥卵、馬、狗、獅、豹等。火尋國所獻有白生石蜜、黑鹽等。（《冊府元龜》卷971）米國所獻有璧、舞筵、獅子、胡旋女等。（《新唐書》卷221下）唐朝所賜一般為袍帶鎧仗、絲綢等物。

　　貢賜貿易加強了隋唐政府同周邊及域外國家的政治聯系，同時，在經濟上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稻訃鸟R種來自大宛，體格高大，唐高祖武德中（公元618年—626年），“康國獻四千匹，今時官馬，猶是其種。”（《唐會要》卷72）有學者統計，唐代引進的“胡馬”品種有八十余種，其中不少來自西域。

　　隋朝與西北各族的文化交融也較多。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公元597年），突厥突利可汗來迎親，隋文帝令太常寺教他學習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等六禮。隋朝還多次賜予西北少數民族酋長以車服、鼓吹等。隋朝宮廷的九部樂中，《龜茲》《西涼》《天竺》《康國》《疏勒》《安國》等六部是甘肅或通過甘肅從中亞、南亞各國傳入。

　　如前所述，隋唐京兆以西至河隴、西域各地的經濟有農有牧，而當地的少數部族、安撫降人和羈縻府州，則幾乎全是畜牧業，對漢地農業有很強的依附性。中原王朝不論對民族政權、羈縻府州還是散居少數民族的物資交換，大都出于“懷柔”、安邊和制約強大部族等政治思考，并不完全是急需他們帶來的貢品或馬匹。唐朝“安史之亂”后，回紇自恃助唐平叛有功，每年以數千上萬的馬與唐朝為市，馬的平均價格是每匹40匹絹或50匹縑，回紇用來交易的馬多瘦弱，不能派上用場。正如白居易詩歌中說的那樣：“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見《全唐詩》卷427）在這種情況下，絹馬貿易不僅沒有幫上唐朝的忙，反倒使其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唐朝皇帝將內府所藏的絹帛數十萬、數十萬地取出來填補馬值，仍然不能抵平給回紇的馬價。直到五代時期，這一經濟壓力仍然存在。后唐明宗長興四年（公元933年）十月，范延光、馮赟上奏說：“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資治通鑒》卷278）中原政府對邊疆各族的貢物包括馬，雖非急需，仍然是“倍償其值”，即加倍付給價錢。其出發點，乃主要是“懷柔遠人”。唐朝設在甘肅的互市場，見于記載規模較大的有張掖焉支山（今甘肅山丹縣），規模較小的更多。散居于甘肅各地的少數民族在附近州縣市場上以其畜產交換糧食、帛、練、蕃彩（賜蕃客的錦綾之類）等生活必需品的貿易，更帶有經常性和“懷柔”性。

　　互市安邊

　　互市是西漢以來中原王朝同周邊少數民族群體、政權之間的貿易形式。隋唐政府繼承這一“底寧邊鄙，休息中夏”（《冊府元龜》卷999），即調和民族關系，安定邊疆，減輕中原內地官民負擔的安邊之術。

　　隋朝國家機構中設有專門掌管“方國及互市事”的職官。“互市監及副，掌互市。”（《隋書》卷28）其時甘肅見于記載最興盛的互市在張掖。史載隋煬帝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裴矩誘之以利，勸導胡商前往京師互市。于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于送迎，“縻費以萬萬計。”（《隋書》卷24）互市給地方官府和國家財政造成嚴重的負擔，但對于安定邊疆起到積極作用。

　　唐朝政府也很重視并力行貿易安邊政策。國家行政機構中同樣設有主管互市的職官：諸互市，監各一人（從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諸市監掌諸蕃交易馬、駝、驢、牛之事。（《舊唐書》卷44）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正月，吐谷渾、突厥各請互市，唐高祖李淵一口答應。前此，“中國（原）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于戎狄，雜畜被野。”（宋·王溥撰《唐會要》卷94）這是說互市幫助唐朝解決耕畜不足的問題。

　　唐朝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互市是絹馬、茶馬貿易。絹帛等本來是禁止互市，只在貢賜貿易中賞賜邊疆少數民族進貢者。“安史之亂”后，活動于北方的回紇自以助唐平叛有功，每年用數千上萬的馬匹，強制性與唐朝互市，換取絹、茶等。“絹馬貿易”“茶馬貿易”雖然不都在甘肅進行，但它對河隴地區的吐蕃、吐谷渾等與中原內地的茶馬互市影響很大，直到宋元明清時期，甘肅的邊境互市有增無減，經久不衰，是研究中原王朝在甘肅互市安邊政策不可忽視的節點。

　　唐朝政府對于唐蕃貿易物控制甚嚴。除唐政府特批的絹馬貿易外，絲絹金鐵等一般不許用于互市。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閏三月，敕諸錦、綾、羅、縠（hú，有皺紋的紗）繡、織成綢絹、絲、牦牛尾、真珠、金鐵，并不得與諸蕃互市或帶入蕃境，金鐵之物也不得帶過西北邊關。（《唐會要》卷86）唐文宗開成元年（公元836年）六月，京兆府奏：按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月六日敕，諸錦罽、綾羅、縠繡、織成細綢、絲、布、氂牛尾、真珠、銀銅鐵、奴婢等并不得與諸蕃互市。（《冊府元龜》卷999）看來這些禁令是唐政府長期實行的國策。

　　“絲路”懷遠

　　早在遠古時期，中國東西部經濟、文化聯系就已經存在。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進一步開通中國同中亞、西亞等地往來的“絲綢之路”。隋唐時期的“絲綢之路”更成為中原王朝懷柔遠人，獲取沿線民族、國家寶物的主渠道。

　　前已提及，隋煬帝為加強同西域民族、國家的聯系，曾派重臣裴矩在甘肅張掖設點，監管西域胡商同當地官民的交易，并給胡商以利好，誘導他們前往長安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史載“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隋史·裴矩傳》）西域各方國派遣各國實力雄厚的胡商，經甘肅前往京師進貢貿易，或在河西張掖等地就近交易。裴矩在主管張掖互市時，傾心結交西域官商，了解各國的自然、地理、風俗、禮儀、物產等，又翻閱文獻，積累資料，寫成《西域圖記》三卷，記載西域44個方國的情況及與中原王朝的歷史聯系。該書序言還明確記載了從中西交通的咽喉敦煌出發，到達西海（地中海）的“絲綢之路”。書中記載將唐朝首都長安經隴右、河西與中亞、西亞、東歐等地聯系起來，又通過橫向延伸，將絲路兩側更遠的地區納入絲路交通網絡，使“絲綢之路”不再是單獨的一條、兩條或三條連接中西的交通線路，而是一個很大的網狀交通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市鎮，有控制交通的關、卡、守捉，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驛館、客店或商鋪，也有管理交通、市政的規章制度及職官。往來人員包括商旅、使臣和僧人。他們的來往行蹤受到唐朝地方官府的嚴格控制和保護。

　　各族商人留居內地，有的數十年逗留不歸。河西的大都會涼州，襟帶西蕃，蔥（嶺）右諸國，“商旅往來，無有停絕”。岑參詩有“涼州七里（一作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康熙《御定全唐詩》卷199）吐谷渾、契苾、思結等部，寄居涼州者有5000多戶，17200余人。（《舊唐書·地理志》）唐肅宗時（公元756年—761年），武威郡九姓胡商安門物（人名）等發動叛亂，“殺節度使周佖”。（《舊唐書》卷10）甘、肅、瓜、沙等地，也有大量胡商和從中亞遷入的少數民族。史載在高昌等西域市場上，有很多產自內地的絲織品、漆器、香料、顏料和藥材，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也記載隨葬品中有綾羅錦綺練絹制作的衣物或絲料，都是由西域商人從內地途經河隴地區運到那里。“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康熙《御定全唐詩》卷386）各民族商人不辭辛勞地長年奔波在“絲綢之路”上，是促進絲路沿線商品貿易的骨干力量。這些旅行經驗豐富而又善于經營的客商，往往能累金巨萬，變為豪商。內地商人通過絲路貿易發財致富者同樣不少 ?！短綇V記·裴伷先》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名叫裴伷先的內地人，因違法犯罪被徙北庭（治今新疆吉木薩爾縣），他在那里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自北庭至東京（今河南洛陽市），累道致客，以取東京息耗”。從一個強制移邊的囚犯，經過數年經營變為資財數千萬，交結二千石，累道致客，為其取東京息錢的大富豪，裴伷先本人的經營本領固然值得欽佩，但當時西北包括甘肅一帶良好的商業環境也是其致富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件事反映了當時包括甘肅在內的西北地區民族貿易的蓬勃生機。

　　如前所述，隋唐京畿以西河隴、西域各地的經濟結構是農牧兼營，以牧為主。而當地的少數部族、降附人戶和籠絡府州，則幾乎全部經營畜牧業，對漢地農業有很強的依賴性。中原王朝不論對民族政權、羈縻府州還是散居少數民族的物資交換，大都出于“懷柔”、安邊等政治目的。因此，中原政府對邊疆各族的貢物、貢馬多是“倍償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