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常談 | 文明的承繼與更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歷史絕非諸多零散事件的偶然堆砌，而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思想文化的傳承與社會形態的演進相互作用形成的連續過程。

　　1846年12月，馬克思在給俄國作家安年科夫的一封信中指出：“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生產力在各個世代的繼承與發展中塑造了人類歷史的本質聯系。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思想文化的傳承在人類歷史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里，“既定的”條件既包括物質生產要素，也涵蓋思想文化傳統。馬克思闡釋了思想文化在歷史演進中的作用機制，即“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強調，任何一種學說的發展“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這表明，思想文化既無法完全脫離物質生產基礎，也不能割裂與已有思想材料的歷史聯系。

　　基于對人類社會形態演進的總體性把握，馬克思恩格斯闡明了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揭示了人類社會形態的演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將歷史演進劃分為“人的依賴”“物的依賴”“自由個性”三個階段，認為“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他從生產方式變革的角度闡述了歷史演進過程，指出“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通過“胎胞”隱喻揭示歷史演進的辯證規律，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歷史演進的論述，為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置于重要位置。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黨在治國理政過程中不斷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創造性借用《禮記·禮運》中的“小康”來闡釋中國本世紀的目標，即“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進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新征程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堅持“兩個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通過對中華文明的傳承和升華，在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之間搭建起一座兼具歷史深度與現實厚度的橋梁，使得中華文明源源不斷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動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黨才能團結帶領人民做好今天的事業。（張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