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來自全國的13名代表參加了一次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會議，它就是中共一大。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28年風雨歷程，當年的13名代表，最后只有兩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一位是開國領袖毛澤東，另一位就是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賢琮，號壁伍，1886年出生于湖北省黃安城南街大井坎一個貧苦教師家庭。1903年，他參加科舉考試，中了秀才。同年8月，赴武昌參加鄉試，因路過巡撫衙門，到門口觀望了一下，被守衛誣蔑為“窺探官衙”，遭到一頓毆打，憤而棄考回鄉。董必武從此看清了清朝腐敗的真面目。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董必武的家鄉，他立刻離開家鄉趕赴武漢投入辛亥革命，并加入同盟會。他認為革命“非有武裝不可”，于是用其號“壁伍”諧音“必武”為名。

　　后來，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董必武開始學習馬列主義。他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堅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作為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從不以“元老”自居，總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一生都以“甘為民仆恥為官”為追求，嚴格規范自己和家人的言行。

　　黨小組里沒有特殊黨員

　　在中央蘇區期間，董必武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副校長，主持學校日常工作。當時，他被編入校務部黨支部過組織生活。雖然公事繁忙，但每次開黨小組會，他都爭取按時參加，認真發言。

　　有一次星期六晚上過組織生活，黨小組組長李寬和考慮到董必武工作很忙，就沒有通知他參加。第二天，董必武知道了，找到黨小組組長說：“寬和同志，昨天過組織生活，怎么沒有通知我呢？我也是咱們黨小組一個黨員啊！”

　　李寬和解釋說：“您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開會，我就沒有通知您，想讓您休息一下。”

　　董必武聽后，十分嚴肅地說道：“一個黨的領導干部，他的工作再忙，也要過組織生活。不參加黨的活動，那算什么共產黨員！”

　　在下一次黨小組會上，他對上次沒有參加組織活動的事作了自我批評，并誠懇請求大家對他的工作和作風提出批評意見。

　　還有一次，董必武找到黨小組組長交下個月黨費。小組長說：“董校長，離月底還有幾天呢（當時是月底交黨費），每個月您總是第一個交黨費。”董必武說這幾天自己工作很忙，經常到外地開會，怕把這事耽誤了。小組長連忙告訴他，到時會去收的，就是忘了，也會催他。

　　董必武聽了，非常認真地說：“共產黨員交黨費還要別人催嗎？”

　　董必武主持著這一時期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日常工作，對于學校的各項事宜，他格外重視。大到教學計劃的安排、講課教員的聘請，小到學員食宿等后勤事宜，他均事必躬親、一一落實。

　　為六角錢檢討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紅巖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擔任南方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并掌管紅巖機關財務開支。當時，受國民黨反共高潮的影響，設在紅巖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工作生活條件極其艱難。為了改善干部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對紅巖機關的伙食開支進行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同志們的生活，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

　　有一次，紅巖村辦事處招待所所長把報賬的票據拿給董必武簽字。董必武翻看發票，都是買菜、買米、買煤、車票之類的日常開銷，經審核后屬于報銷范圍，就簽字同意報銷。后來，所長在報賬的時候，出納卻發現有六角錢的車票是私人坐車，按規定是不能報銷的。此事很快反饋到董必武那里。

　　董必武又重新審查了一遍，認定那六角錢的車票確實不能報，便叫所長把六角錢的車票取出來了。為此，他十分自責，執意要在辦事處召開會議作檢查。

　　董必武在會上說：“同志們在生活上這樣勤儉節約，但我在審核發票的時候，卻犯了一個錯誤，把不該報賬的六角錢車票簽了字報銷。幸好被出納同志及時發現，不然會造成公家的損失。這件事發生后，一些同志覺得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認為這不是小事，這關系到黨的財務紀律問題。”

　　見同志們聽得很認真，董必武繼續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六角錢這件事情，起碼說明我的工作不認真，責任心不強，對辦事處所處的地位和重要意義認識不足，所以我必須為此作深刻檢討。”

　　這件小事給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留下了深刻記憶，也深深影響了這些同志。

　　領導干部個人和親屬沒有任何特權

　　董必武對自己要求嚴格，從不以高級干部自居，能給國家節約就節約，從不搞特殊。

　　他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3次出國訪問，訪問期間，他精打細算，把節約下來的外匯都上交給了國家，共計2600多美元。他平時還將醫藥費、郵電費之類的小賬記得清清楚楚，絕不浪費和枉花一分錢。

　　除了對自己嚴格，他對待家屬也同樣嚴格。

　　董必武的夫人何蓮芝是1933年入黨的老紅軍，在漫長的革命生涯里出生入死。她和董必武結婚后，也從沒有享受過任何特權。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與家人來到北京，條件比戰爭年代好了很多，但何蓮芝依然保持著過去的儉樸傳統。她很少添置新衣服，有時候，直接把董必武的破舊衣服改一改再穿。

　　1956年，何蓮芝的單位給干部調整工資，考慮到她資歷深、級別低，單位擬定給她提級加工資。董必武知道后，不僅沒有同意，還專門去找有關同志說，請他們考慮別的同志，不要給自己的夫人提級。三年困難時期，家里人口多，供應不夠，何蓮芝就自己想辦法，在自家院里養雞鴨貼補家用，決不向組織伸手提要求。

　　有的親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想方設法找來，希望在上學、提職、調動工作、購買緊俏商品等方面得到一些關照。但董必武對親戚們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堅決拒絕。

　　董家是大家族，人口眾多，不時就會有親友向他提出各種請求，董必武就干脆寫了一封“通函”，告訴親友們不應通過領導干部個人關系辦私事。他把這封信打印出來，分別寄給了家鄉的親友們。后來找他利用職權辦私事的親友變得越來越少了。

　　1969年，兒子董良翮高中畢業后，面臨就業。那時候，年輕人向往到部隊參軍，或是到工廠當工人，這兩種崗位十分緊俏。以當時董必武的資歷，要安排孩子去部隊或工廠不是什么難事。但他的態度十分鮮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還是下鄉插隊去！”按照父親的要求，董良翮報名下鄉，被安排到河北省晉縣周頭公社賀家寨大隊插隊落戶。

　　臨別時，董必武提醒兒子說：“你是革命的后代，要嚴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艱苦樸素，和群眾同甘共苦，決不能高人一等！”他反復叮囑：“你不能當特殊農民，要做一個普通農民。你要聽老農的話，聽隊長的話。”

　　他問兒子還有什么要求，董良翮說，想跟您要兩件東西，您的洗臉毛巾和牙刷。董必武的洗臉毛巾已磨出了洞，牙刷的柄都用斷了，是用繩子捆起來繼續用的。

　　這兩件東西，是董必武艱苦樸素作風的象征，董良翮要這兩件東西，是要用父親的好作風勉勵和鞭策自己。

　　董良翮在農村一干就是10年，他虛心向農民學習，爭著干苦活、累活。

　　1975年春，九十高齡的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探望父親，已是彌留之際的董必武卻不讓兒子留在身邊，催促他趕緊回去：“農村工作忙，不能長期耽擱。我這里有人照顧，你還是回農村安心工作。”董良翮只得含淚辭別病危的父親，回到插隊的農村。

　　董必武臨終前在病榻上寫了一首詩《九十初度》：“九十光陰瞬息過，吾生多難感蹉跎。五朝敝政皆親歷，一代新規要漸磨。徹底革心兼革面，隨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

　　這是一個畢生獻給黨和人民事業的共產黨人的自畫像，也是他革命一生的光輝寫照。

　　（作者 張文良 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