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實踐中發(fā)現，在基層紀檢監(jiān)察機關執(zhí)紀執(zhí)法過程中，一些貪腐分子涉案金額不大，罪行較輕，可能判處的刑罰較輕，且已過追訴時效，根據刑法相關規(guī)定，對于這類案件不再追訴。紀檢監(jiān)察機關一體履行監(jiān)督執(zhí)紀問責和監(jiān)督調查處置雙重職責，對于此類案件，仍需從黨紀國法層面做出適當評價。實踐中，對于此類案件中的事實是應作為涉嫌犯罪認定，還是應作為違紀（比如違反廉潔紀律或工作紀律的行為）認定，抑或作為職務違法（比如違反廉潔要求或工作要求的行為）認定？

　　第一種觀點認為，此類問題雖涉嫌職務犯罪，但由于我國刑法規(guī)定有追訴時效制度，超過法定追訴時效期限，一般情形下，監(jiān)察機關不再追訴。同時，雖然對此行為不再從刑事犯罪層面追訴，但從紀嚴于法的角度看，關于黨紀處分和政務處分并未設置追訴時效制度，因此，仍需要查清事實并評價為違反相應的廉潔紀律、工作紀律，或廉潔要求、工作要求，以體現執(zhí)紀執(zhí)法從嚴。第二種觀點認為，雖然涉嫌犯罪問題超過了追訴時效，但仍應認定為涉嫌犯罪問題，適用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七條紀法銜接條款和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相關規(guī)定處理。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一是從行為本質看，雖然涉嫌犯罪問題超過了追訴時效，但其本質仍是涉嫌犯罪問題，只是在最終的處理上，不再移送司法、適用刑罰來體現法律后果，而在定性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應退而求其次，降格以求，將本為涉嫌犯罪問題定性為違紀或職務違法問題。比如，涉嫌受賄犯罪行為的本質就是權錢交易，對此行為，黨紀處分條例廉潔紀律相關條款中沒有對應可以適用的條款。

　　二是從條規(guī)適用角度看，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七條規(guī)定，黨組織在紀律審查中發(fā)現黨員有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浪費國家資財等違反法律涉嫌犯罪行為的，應當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本條規(guī)定明確針對的是涉嫌犯罪的行為，且黨紀處分條例其他規(guī)定并沒有規(guī)定追訴時效相關問題。因此，過了追訴時效的涉嫌犯罪行為，也可以適用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七條規(guī)定。同時，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三章中關于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行為亦未規(guī)定追訴時效相關問題，按照黨紀重處分同時匹配政務重處分的原則，對過了追訴時效的涉嫌犯罪行為，可適用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給予政務重處分。

　　三是從追訴時效制度上看，追訴時效是刑法規(guī)定的、對涉嫌犯罪人員進行刑事追訴的有效期限。在此期限內，司法機關有權追訴，超過了此期限，一般情形下，司法機關就不再追訴。追訴時效屬于消滅時效，在超過追訴時效之后會產生法律關系消滅的效果。實踐中，對于超過追訴時效產生的法律后果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公訴權消滅說”，即超過追訴時效導致公訴機關喪失公訴權；二是“刑事責任消滅說”，將超過追訴時效作為刑事責任的消滅原因，即，犯罪不能消滅，能夠消滅的只是其刑事法律后果；三是“部分刑事責任消滅說”，即認為對犯罪行為的懲罰和處分因時效屆滿而取消，但同時沒收等措施不受刑事追訴期間的影響，也就是說，消滅的是部分刑事責任，從而最大限度地不讓犯罪嫌疑人在不受刑事處罰后保留犯罪帶來的經濟利益等。我國刑法第八十七條規(guī)定了追訴時效的法律后果，即超過追訴期限的不再追訴。“不再追訴”意味著國家放棄了針對被追訴對象的刑罰權，導致刑罰法律后果消滅。也就是說，盡管行為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但也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不再追訴”是對被追訴對象不再適用刑罰權的法律后果，刑罰權的放棄自然導致被追訴對象刑事責任的消滅，因此，我國追訴時效的法律后果采取的是“刑事責任消滅說”。

　　綜上，被審查調查人涉嫌犯罪問題已過追訴時效的，一般情形下，監(jiān)察機關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不再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但因追訴時效僅導致刑事責任消失，并不導致犯罪行為本身消失。因此，在定性時，仍應按照涉嫌犯罪問題進行定性。在適用處分依據時，對于黨紀處分，應適用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七條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對于政務處分，應適用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給予撤職或者開除處分。（作者：趙宇賓 單位：內蒙古自治區(qū)紀委監(jiān)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