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淳安縣紀委監委聚焦村集體“三資”管理、惠農政策落實等問題，組織紀檢監察干部深入基層一線開展流動接訪，聽取群眾意見建議，收集問題線索，推動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圖為該縣紀檢監察干部在文昌鎮西河村開展流動接訪。謝航凱 攝

　　2月13日，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發布。文件指出，必須堅持不懈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并在“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部分，明確提出健全農村集體資產監管體系，為加強農村“三資”管理指明了方向。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稱經濟合作社，是在鄉鎮黨委和村黨組織的領導下，發展集體所有制經濟的一類特別法人，具有管理集體資產、開發集體資源、發展集體經濟、服務集體成員等多項功能。

　　目前，我國鄉鎮、村、組三級共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約96萬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約9億人，涉及集體土地等資源65.5億畝，農村集體資產7.7萬億元，其中經營性資產3.5萬億元。隨著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守住、管好農村“三資”責任田，成為當前一項迫切任務。

　　農村集體經濟領域“伸黑手”“動奶酪”現象時有發生

　　“杭州集體收入億元村越來越多，全省收入前50名的村集體我市有35個。”在浙江省杭州市清廉村居建設推進會上，該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負責同志表示，黨的十九大以來，杭州市共查辦村經濟合作社“三資”問題等案件165件，主要集中在村級工程發包、征地拆遷補償、惠民補助資金上。

　　各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足資源稟賦、區位優勢，積極盤活農村集體資產資源，促進集體資產保值增值，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據農業農村部統計，2020年，全國村集體經濟組織總收入達到6320.2億元，向成員分紅703.8億元。然而，農村集體經濟“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時，也成為一些別有用心者的覬覦目標。

　　分析近年來查處的相關案件，記者發現，一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者，利用職務便利向村集體“三資”“伸黑手”“動奶酪”，挖空心思、變著法子斂財謀利，涉案金額巨大。

　　手里掌管著巨額資金、資產，有的經濟合作社管理人員抵制不住誘惑，利用職務便利蓄意侵占，挖集體“家底”，鼓個人“腰包”。比如，江蘇省宿遷市宿豫區來龍鎮豐莊社區黨委副書記、副主任，東張圩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郭蘇美，利用職務便利先后5次挪用合作社稻谷補貼18.87萬元。2022年3月，郭蘇美被立案審查調查。

　　反腐高壓態勢下，有的經濟合作社管理人員不敢直接動集體經濟的“奶酪”，轉而使出各種“障眼法”、打“擦邊球”，將農村集體資金當做“搖錢樹”借雞生蛋，損公肥私。比如，杭州市西湖區留下街道楊家牌樓社區原黨委書記、經濟合作社原董事長吳小平，伙同經濟合作社原董事吳玉平，擅自將集體資金出借給企業用于營利活動，共計人民幣7350萬元。吳小平、吳玉平及其親屬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出資的旅游活動，并收受財物，數額共計78萬余元。吳小平被開除黨籍，因犯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

　　農村經濟合作社經營管理，往往涉及村集體留用地開發、物業租賃和資源承包、工程項目建設、資金資產管理等，一些經濟合作社管理人員把手中權力或影響力當作“籌碼”，以“感謝費”“放貸收息”“干股分紅”等名義收受賄賂。2022年11月15日，山東省青島市紀委通報，膠州市九龍街道馬家莊村原黨支部書記、經濟合作社理事長高緒東，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通報指其“在村集體項目建設、土地租賃等方面為本人及親屬謀利”。

　　紀法意識淡薄、黨內監督弱化、內控監督缺位等多方面因素導致“蠅貪”滋生

　　“蠅貪”之害猛如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事關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事關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必須深挖集體經濟領域腐敗背后深層次原因，靶向糾治，標本兼治。

　　從相關案情來看，一些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者的腐敗手段并不“高明”，其之所以旁若無人、屢屢得手，除了自身理想信念不堅定、紀法意識淡薄等主觀原因外，也存在不容忽視的客觀因素。

　　2021年6月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應當在鄉鎮黨委和村黨組織的領導下，實行村民自治，發展集體所有制經濟，維護農民合法權益，并應當接受村民監督。

　　但實際工作中，有的黨委和村黨組織監督弱化，對經濟合作社“一把手”倚重多監督少，重發展不重黨建，導致管黨治黨觸角沒有延伸至“最后一公里”。某市一名被查處的經濟合作社原董事長在“自述材料”中提到：“在日常工作中，無論是街道黨工委、紀工委，還是區主管部門都忙于事務，基本沒有把對經濟合作社的管理監督納入工作日程。平時除專項會議外，針對經濟合作社主要領導的教育和監督更為缺乏，都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

　　很多村（社）黨組織書記、村（社）主任和經濟合作社董事長兼于一身，權力集中、任期較長，加之農村人情、宗族、利益等復雜因素影響，村（社）紀檢組織和經濟合作社監事會無法形成有效監督，導致個別干部在重大事項中獨斷專行、有恃無恐。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紀委監委辦案人員在查辦溝溪鄉碗東村原黨支部書記盧宋家、原村主任巫志建腐敗案時發現，“長期以來，盧宋家、巫志建基本控制了本村項目的話語權，沒有得到他們的支持，即使中標，施工中發生的問題也難以解決，讓其他承包者望而卻步”。還有的經濟合作社黨委書記任期長達幾十年，將親友或特定關系人安插進入經濟合作社班子，相關部門中層干部也均為關系人員，導致內部監督制約缺失。

　　“從村級自身看，內部管理無序、財務管理不規范等問題不同程度存在。”江蘇省連云港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秦虎在案件查辦過程中發現，有的村沒有專門的會計、出納，沒有集體賬戶；有的村財務人員更換頻繁，交接不及時全面，造成“家底”不清、賬目不全、賬物不符，甚至出現長期不做賬、無賬可查的情況。

　　以集體“三資”出租出借簽訂合同為例，有的地方合同簽訂未履行民主程序，有的地方公開招投標不到位，有的地方物業租賃定價隨意，甚至合同到期應收回未收回。為規范管理、增強制度約束，一些地方探索推行村賬鎮管，但實踐中往往只是對資金使用情況作形式審查，不作實質審查。

　　此外，受經濟合作社經營賬目公開透明度、合作社股民自身知識結構等多重因素影響，農民群眾較難參與監督，給少數人規避民主決策、違紀違法留下空間。

　　把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同農村基層黨建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黨建引領作用

　　辦好農村的事，實現鄉村振興，關鍵在黨。各級黨組織要切實擔負起鄉村振興主體責任、政治責任，堅持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抓。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專列“健全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體系”，強調“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作為基層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鄉鎮、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

　　此前印發的《鄉村振興責任制實施辦法》明確指出，村黨組織統一領導村級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村民委員會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揮基礎性作用，全面落實“四議兩公開”制度，組織動員農民群眾共同參與鄉村振興。

　　近年來，我國積極推行村黨組織書記“一肩挑”和“兩委”成員交叉任職，很多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負責人。通過把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同基層組織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抓好以村黨組織為核心的村級組織配套建設，村級黨組織成為了帶領鄉親們致富奔小康、維護農村穩定的重要力量。

　　“要更加突出黨組織是經濟合作社領導核心、董事會在黨領導下開展工作的定位，嚴格執行村級集體經濟的重要事項需經村黨組織研究討論制度，經濟合作社班子既對董事會負責，更對黨組織負責。”杭州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范麗卿介紹。近年來，杭州市深化推廣“大下姜”鄉村振興聯合黨委模式，推動黨建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治理優勢。該市淳安縣在不打破行政區劃的前提下，以下姜村為龍頭整合周邊24個村莊成立“大下姜”鄉村振興聯合黨委，形成鄉鎮部門聯動、整體步調統一、協調統籌推進的工作格局。

　　堅持以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強化縣鄉村三級治理體系功能，壓實縣級責任，推動鄉鎮擴權賦能，夯實村級基礎?！吨袊伯a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規定，鄉鎮黨委的主要職責之一是“討論決定本鄉鎮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鄉鎮黨委要加強調查研究，明確工作任務，確定工作重點，采取有力措施，加強督促檢查和具體指導。定期聽取經濟合作社黨組織履責情況匯報，及時研究解決經濟合作社遇到的問題；對經濟合作社腐敗問題易發多發的鄉鎮（街道），嚴肅追責問責，倒逼管黨治黨責任落實，防止貪污、截留、挪用和虛報項目套取資金，防止集體經濟活動被少數人控制、滋生腐敗。

　　福建省長汀縣堅持把黨的領導貫穿合作社發展始終，出臺《長汀縣推行“黨建+”合作社工作實施方案》，明確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施路徑，把黨組織設置、黨的活動等具體要求寫入合作社章程，壓實縣鄉村三級工作責任。鄉鎮黨委建立工作臺賬，指導村黨支部采取村集體經濟組織出資、村干部墊資、吸收社員資金、爭取上級扶持資金等方式，統籌落實農民專業合作社運行初期配套啟動資金。四川省丹棱縣由縣委組織部和縣農業農村局牽頭抓總、各鄉鎮黨委直接負責、村黨支部具體實施，把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列入重要議事日程，作為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重要措施。

　　開展鄉村振興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整治，推動農村集體經濟健康發展

　　“在農村黨員違紀違法問題上，我們董口鎮有過深刻的教訓，曾任某村黨支部書記的張某利用職務之便，套取政策資金15萬元，受到開除黨籍處分。”近日，山東省鄄城縣紀委監委干部在該縣董口鎮舉辦的新任村干部培訓班上開展警示教育。今年以來，鄄城縣已舉辦這樣的培訓班21次，共有1000多名新任村干部接受教育。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關鍵在干。推進農村集體經濟健康發展，嚴防腐敗滋生，首先要建設一支政治過硬、本領過硬、作風過硬的鄉村干部隊伍。全國村“兩委”換屆工作陸續結束后，各地通過組織參觀警示教育基地、廉政家訪、講述紅色故事、通報典型案例等方式，對新任村干部開展廉潔教育，引導他們樹牢遵紀守法、廉潔自律意識，上好履新第一課。吉林省紀委監委通過“一書一片一課”開展萬村送廉活動，確?；顒痈采w全部行政村，引導全體村干部正確行使權力、防微杜漸、警鐘長鳴。陜西省太白縣紀委監委組織桃川鎮新任村“兩委”干部，到縣人民法院旁聽該鎮杜家莊村原黨支部書記蘇某、村委會原主任陳某案庭審，近距離感受違紀違法的慘痛教訓。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堅持問題導向，對辦結的經濟合作社案件認真做好查辦案件“后半篇文章”。黑龍江省紀檢監察機關研判梳理出截留挪用、貪污侵占、白條入賬、私設“小金庫”、違規發包等14項監督重點，在全省開展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突出問題專項整治。杭州市紀委監委針對腐敗問題開展剖析調研，向市委提出對策建議，開展相關領域問題專項治理，并協助市委起草相關文件制度，進一步健全農村經濟合作社管理體制、財務管理、收益分配等制度。

　　河南省駐馬店市紀委監委在全市選取30個農村“三資”規模較大、項目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村（社區），由各縣區紀委監委開展提級監督。駐馬店市紀委監委同步下發提級監督清單和監督路線圖，指導各區縣開展提級監督工作，織密織牢基層監督網絡。

　　為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管理，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行為，2021年12月，財政部、農業農村部印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制度》，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財務活動應當依法依規接受鄉鎮人民政府（包括街道辦事處）和農業農村部門、財政部門的監督指導，接受審計等相關部門的監督。

　　各級紀委監委把數字化改革作為督促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權力運行的重要抓手，以集體“三資”管理和使用審批流程為切入點，推進集體經濟組織財務運行制度化、規范化、信息化。江蘇省常熟市紀委監委以資產資源地理信息為基礎，運用互聯網、云計算、地理信息技術等手段，開發資產資源、合同管理系統，接入原有的資金監管系統、云財務核算系統、蘇州市產權交易系統，形成兼容互通的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平臺，強化對農村集體資產“一張網”監督。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區紀委監委探索“區塊鏈+‘三資’監管”新模式，將集體“三資”相關信息數據在手機、電腦終端公開，并用“區塊鏈”技術固定重要數據，實現鏈上運行、鏈上存證、鏈上制權。目前，該區504個集體經濟組織的貨幣資金、債權債務、固定資產、投資、在建工程等“三資”領域數據已實現鏈上可見、透明公開，集體經濟組織內的居民經實名認證后，在手機上就可以實時掌握自己所在社區、小組集體資產情況。（本報記者 曹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