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糧食安全都是國家發展的“定海神針”。后疫情時代，世界糧食發展與安全格局發生新變化。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持續解決好吃飯問題，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

　　作為農業的“芯片”，種子對于我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沒有它們，很多生命都無法存在，我們也無法棲居于文明社會。種子安全作為戰略問題日益被各國所重視。世界著名的“千年種子庫”奠基人彼得•湯普森所著《種子與人類文明》，系統闡述了植物種子的演化史、人類文明與植物種子的關系，講述了植物塑造人類文明的精彩故事。

　　種子代表著收獲和希望

　　面對一粒種子，人們會想到什么？

　　遠古時期的人類給出一個答案——食物。這批世界上最早的農民，將種子視為便于存放的脫水植物，而且知道種子當中富含營養。為了源源不斷地獲得這些營養，在1萬年前，人類與種子合作的迷人故事便開始了。

　　幾千年里，世界各地的人們學會了如何去耕耘土地，播種從野外采集的禾草等植物的種子，培育、收獲并儲藏新生的種子。種子便于運輸、隨時可用和有較長儲存期的優勢，將人們從日復一日的采集、挖掘和狩獵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

　　被挑選出來的種子，大多都是一年生的植物。因為生命周期更短的植物，會把所有能利用的資源都用來繁衍，而不是浪費在其他部位，比如葉和莖。

　　有趣的是，人們在培育種子的過程中，學會了如何從自然提供的東西中獲得最多，而不是獲得想要的。每種植物都有特殊的需求，也有自己的種植方法，與周圍環境緊密契合。人們會根據當地的環境情況，選擇少數的幾種谷物，專心種植。在農業尚不發達的過去，一些地區的自然環境比較適合種植小麥和水稻，比如地中海地區、黃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而在美洲等地區種植玉米則是普遍的選擇。

　　直到12世紀，全世界的農民從植物雜交產生的果實中年復一年地收獲著。他們播種的種子就是先前種子的樣品。偶爾會有人向周圍的人宣傳從市場上買回的種子，或者和鄰居交換種子，但總體上，自給自足是最主要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人們堅信在好的年份里，無論如何都能生存下去。

　　糧食和種子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古今中外的執政者都把糧食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看待。對谷物進行補貼是一種重要的政治措施。在羅馬共和國后期，領導人通過發放免費的食物，或者對谷物進行補貼，來安撫不滿的民眾。即使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地區有類似的行為。

　　種子影響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態

　　讀懂種子，不止限于它們為我們提供食物（從谷類、豆類到食用油），以及纖維織物、清潔劑和燃料。相比于這些直接的用途，種子對于耕作農業、蔬菜種植和畜牧業都至關重要。由種子發育而來的禾草所組成的草地，已經在世界很多地方成為永久牧場，雞、豬和肉牛在幾乎只依靠某一種谷物的精養系統中飼養著。大規模的農業綜合企業支撐著現代經濟和它所供應的消費生活群體。

　　但更吸引人的，還是種子在人類不斷擴張過程中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它們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生活方式。在幾千年的古代文明中，對照歐亞大陸的小麥和美洲大陸的玉米，我們不禁產生這樣的問題：是什么特性使小麥擁有促進城市建立的力量，而玉米卻沒有呢？

　　《種子與人類文明》作出這樣的解釋——那些培育和日常生活依賴小麥、玉米和水稻的人，他們種植的莊稼和食用的谷物相對應，而這種對應方式使他們有了不同的期望和生活方式。

　　小麥是一種社會性的莊稼。為了種植小麥，大片區域需要被耕耘、播種、收獲，這些過程需要依靠高效合作的社會組織完成。在農民種植作物、磨坊磨好面粉、面包師烤出面包的過程中，培養了社會的協作發展，釋放了社會成員的力量，鼓勵人們承擔專業的角色。于是，政府機構不可避免創建出來，一系列維護生產秩序的法律和條規以及等級制度相繼出現，這是城市發展成功的先導者。相反，玉米種植無需強迫合作，一個人即使只有小面積土地，也能夠產出大量的食物來源。

　　更重要的是，與其把小麥看成是食物，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種手工藝式的商品。它在技術、方法上為依賴于玉米的人們提供了無法想象的方式空間。在熟練的手工藝人手里，面粉能衍生成面包、蛋糕、布丁、餡餅等美食，在古老的東方則變幻成更加豐富的面食。在很多個世紀里，餐館和面包房都是城鎮的中心，在城市和鄉村的社交互動中提供集中地。相比之下，很難想象玉米餅、玉米粥對于人的技能有什么更高要求。

　　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小麥的獨有特性成了城市文明建設中的支柱。當哥倫布航行到新大陸后，歐洲已經有20多個城市的人口在5萬到10萬之間；有80多個城市的人口在2萬到5萬之間；更有了無數的小城市。而整個美洲，只有古老的阿茲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很難說有近代意義上的城市文明。

　　不過，以玉米為主產區的人們大可不必為此泄氣或妄自菲薄。當社會秩序因遭受動亂或天災而失衡時，小麥的社會性優勢會變為劣勢，人們會遭遇集體饑餓的危險。我們看到，16世紀到17世紀，由于原產美洲的玉米、土豆的到來，明末清初的人口迅速擺脫了氣候劇變和社會動亂的影響，得以迅速增長。玉米和小麥從此在中華大地互為補充，各顯其能。為此，我們不得不感謝那些漂洋過海把玉米種子帶回中國的人。他們永遠值得我們尊重。

　　人類不斷探索創造出新的種子

　　人類之于種子，不僅是被動地接受它、利用它，更是主動地改良它、創新它。對種子的不斷探索之路，也成為人類社會自身發展和技術創新之路。

　　當人類數量很少并且分布廣泛的時候，采用簡單的方法收集食物就能滿足基本需求。當人口不斷增長之后，人們逐漸偏愛更高產量、更容易獲取的自然雜交作物種類。隨著人口繼續增長，僅靠從自然界篩選天然雜交種子很難滿足需求了。

　　1798年，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悲觀地認為“人口增長的力量遠遠多于地球供人類生存的力量”。然而，兩個多世紀過去，馬爾薩斯關于人類和食物供應的可怕預測并沒有發生。農業科學的干預確保了在食物公平分配的前提下，食物生產能跟上人口的增長。

　　讀《種子與人類文明》，那些近代科學家依靠科學思維不斷進行植物雜交實驗的傳奇故事，仿佛就在眼前，歷史人物鮮活的氣息撲面而來：

　　我們看到，1717年，倫敦的苗圃工人費爾柴爾德受限于舊有傳統和觀點，面對自己用純種美國石竹雜交出的一種名為“費爾柴爾德之騾”的粉色石竹驚恐不安。科學的種子要想萌芽，實在是需要突破一道道心魔。

　　我們也看到，隨著第一步的邁出，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開始陸續進行大量的雜交實驗。施普倫格爾、奈特等科研勇士不僅通過雜交實驗培育了新品種，還為遺傳學和植物育種學奠定了基礎。

　　于是，花卉、蔬菜、水果和谷物的新品種被源源不斷地培育出來。作為最偉大的先驅園藝家和植物育種者之一，盧瑟•伯班克培育出800多個植物新品種，包括蘋果、梨、李子和草莓，以及多種蔬菜、園林花卉和谷物。如今，伯班克馬鈴薯成為美國最廣泛種植的馬鈴薯，據說是制作麥當勞炸薯條的唯一正宗品種。

　　把種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利用雜交手段育種，必須提到兩名科學家。

　　第一個是諾爾曼•博勞格。作為國際小麥改良計劃負責人，他組織多個國家進行農業生產技術的根本變革，被稱為“綠色革命之父”。博勞格到許多貧窮國家，使小麥良種得到廣泛推廣和應用。20年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小麥、水稻和玉米產量增長數倍。鑒于“世界上沒有一個像他這樣年齡的人，在為一個饑餓的世界提供糧食方面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貢獻”，博勞格獲得1970年諾貝爾和平獎。

　　同樣具有這樣情懷的，還有中國的袁隆平。1973年，袁隆平領銜研發的三系雜交水稻問世。上世紀最后25年，我國通過推廣種植雜交水稻，增產稻谷3500億公斤，相當于解決了3500萬人口的吃飯問題，確保了我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袁隆平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

　　種子與農業的命脈息息相關。衡量糧食安全的標準，不僅包括產量，更體現在質量上。我們看到，原產中國的獼猴桃，被外國改良品種后，改名“奇異果”高價涌入中國市場；占據中國市場90%份額的香水月季，源自中國野生月季……要想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打好糧食主動仗，必須把種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加強種子研究，我國還任重道遠。

　　近年來，我國啟動國家種子基地建設，構建了以海南、四川、甘肅為主的三大國家級制種基地，52個雜交玉米和水稻制種大縣，以及100個國家區域性良種繁育基地為重點的良種繁育“國家隊”，其目的就是由產量型向提質增效型轉變，努力培育更多更好的突破性品種，讓中國人吃飽、吃好、吃得健康。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項技術能夠創造一個奇跡”。每一個和種子打交道的人，都是帶著當代人的問題意識，用當代人的思維方式，尋找屬于當代人的歷史啟示。《種子與人類文明》用當代人的視角，關注兩個長久的話題：我們從種子世界里學到了什么？我們如何應對種子的未來？只有做出合理公正的、對全人類有益的選擇，才能找到種子的希望所在、人類的希望所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