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觀察類綜藝該由誰來觀察

　　自2018年網絡綜藝《我家那小子》上線播出并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后，觀察類綜藝這一創作模式逐漸被各方借鑒、模仿，尤其是隨著近兩年《初入職場的我們》《心動的信號》《我的小尾巴》等作品熱播，使觀察類綜藝成了市場關注焦點。在傳統的真人秀模式綜藝中，觀眾通常是自發式地根據自我的主觀意識對真人秀情境當中的內容進行思考，形成認知和判斷。而觀察類綜藝則大大消解了觀眾的自發式思考這一環節，納入了演播廳、觀察室第一、第二現場，直接性地將觀察室嘉賓對第一現場嘉賓言行舉止的分析、討論以及相應的觀點呈現在觀眾面前。這種直接性的觀點評論作為一種議程設置方式，深刻影響著觀眾對節目走向、意義的理解。

　　觀察類節目的本質是真人秀的變體，在嘉賓的擬定上，往往以“知名藝人+流量藝人+藝人家屬或素人”的配置來選擇，盡管近年來觀察類綜藝逐步將人物視點從演藝明星轉向普通大眾，但演播廳觀察現場中的嘉賓仍多為演藝人士。雖然第一現場是節目所呈現的主要內容，但演播廳觀察現場則是節目議程設置的核心，演藝嘉賓恰好充當了議程設置中最關鍵的評論嘉賓這一角色，其觀點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觀眾的思考與判斷。而這樣的模式現狀不禁引發一個思考：觀察室中的嘉賓是否“稱職”。

　　當前，觀察類綜藝的涉獵垂類不斷地從家庭情感內容延伸至專業領域。例如《令人心動的offer》將視點挪向了律政、醫療領域,《初入職場的我們》探討了職場新人的適應法則等，觀察類綜藝已然跳脫出了往日聚焦情感娛樂的同質內容，逐步向專業性、深層次的方向發展，使觀察類綜藝內容更加多元。但術業有專攻，資本方、制作方為了保證所謂的“收視率”“點擊率”“話題性”等，通常讓演藝人士甚至流量明星充當演播室引導議程設置的角色。然而，演藝明星受自身文化水平、專業視野局限，往往并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儲備，并且絕大多數的演藝人士所身處的圈層與普通大眾有著較大的隔閡，缺乏作為評論者所必須的生活閱歷以及社會現實洞察力、邏輯分析能力，甚至是語言表達能力，因此他們更多是淺顯地討論、窺測他人的行為目的，且言論普遍呈現娛樂傾向和商業痕跡，很難引發觀眾共情共鳴，更遑論啟迪大眾、教化萬民，對于一些深層次的議題，甚至離題萬里。因此，部分資本方只是將演藝人士淺層的、無內涵的言論觀點進行概念性包裝，意圖以此影響觀眾的認知與節目的走向，繼而凝固觀眾思維定式，矮化觀眾思考能力。如有的職場綜藝聚焦醫學領域，但觀察室中除個別專家、嘉賓具有醫學背景之外，絕大多數嘉賓處于醫學系統之外且閱歷較為淺薄，基本不能透過現象直擊問題的本質，只能對于節目所呈現的內容泛泛而談，且輸出的觀點較為偏頗。還有一檔觀察類職場體驗真人秀節目，在觀察室中的演藝嘉賓非但不能夠輸出與職場相關的專業觀點與言論，甚至常以虛浮的言語進行空洞評論，將討論焦點一再轉向實習生的外貌上，使用諸如“漂亮”“可愛”“帥氣”等詞匯評價實習生，極易誤導觀眾，使他們產生職場“顏值至上”的觀感。

　　拋開具有專業性質的觀察類綜藝不談，聚焦普遍性的情感問題的節目也存在著相應的問題。演藝人士處于上帝視角解讀被觀察者的行為。部分制作方借用明星藝人的社會影響力引爆節目中的熱點議題，而忽視了言論的社會引領作用。殊不知，公眾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左右他人的思想與價值，尤其在面對家庭、戀愛、工作等此類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話題時，一旦有爭議、有誤導性的話語被廣泛傳播，極易成為群體性話題。無論是專業角度還是價值判斷，觀眾都極有可能受到干擾和影響，從而引發“網絡暴力”“輿論風波”等問題，因此需要慎之又慎。如有的戀愛類觀察綜藝中嘉賓無一人是情感專家或心理專家，討論過程中既沒有提出有助于觀眾處理兩性關系的建議，也缺乏有深度、有價值的思考和輸出。某嘉賓甚至傲慢、輕浮地評價素人女嘉賓，談其周旋于兩位男嘉賓的行為是故意為之，甚至以“茶”等具有冒犯性的網絡用語進行評論，節目組更是大加渲染該言論，誘導觀眾在相關平臺展開討論。而在某檔探索兄妹關系的家庭情感觀察類綜藝中，所邀請的觀察嘉賓大多數既沒有兄妹，又無育兒經驗，何談解讀出關于親情與陪伴具有深度的感悟、評論。可見，目前部分演藝人士作為觀察嘉賓離“稱職”還有一定距離。

　　演播室嘉賓在專業認知、價值引領方面的缺位，暴露了行業對觀察類綜藝在認知上的偏頗，忽視了“觀察”這一環節的作用。就創作方面看，制作方應當做好頂層設計，避免觀察室全員或大多數為演藝人士的人員設置，著重增加專業人士和普通群眾，突出“觀察”深度，充分發揮“觀察”在價值引領方面的積極作用。此外，制作方邀請參與演播室現場的演藝嘉賓應當是具有相應匹配經歷、人生閱歷的，或者應提前進行專業培訓。作為公眾人物，應當背負著激發大眾勵志向上、引導主流價值的社會責任，避免讓不當思想浸入到觀眾的心中。

　　（作者：劉兆杰，系中國傳媒大學校團委副書記、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電影管理博士生；黃舒鈴，系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