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重推】尋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流失的部分藏經洞文獻 資料圖

　　敦煌莫高窟外景 資料圖

　　孟憲實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在新推出的《滿世界尋找敦煌》一書中，這樣寫道：“只要查到和敦煌相關的信息，我就去找，就這樣一站一站地跑。”從倫敦到巴黎，從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40年來，作者一路追尋敦煌文獻的吉光片羽，為的是尋找敦煌寶藏，尋找中華民族之魂。

　　原來，榮新江筆下的敦煌，是指敦煌出土的文物，包括古代紙本文書、壁畫、雕塑等，并不是地理上的敦煌。那么，為什么不直接寫作“敦煌文物”，非要使用“敦煌”呢？眾所周知，敦煌文物的流散，是近代中國痛苦歷程中的一部分。敦煌文物屬于敦煌，這是歷史，是法理，是理想，卻不是現實。

　　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文獻、俄藏敦煌文獻……丟失的“敦煌”，鋪滿世界。甚至在世界某個意想不到的角落，也會藏著幾件敦煌文物，抽泣著縮成一團。

　　《滿世界尋找敦煌》一書的開篇，是一張打開的世界地圖，城市的名字突兀地聳立著。那便是現在所知“敦煌”的世界分布。當然，敦煌等地的文物在中國也有分布，那也是敦煌丟失過程中的一種證明，性質雖然不同，歷史背景卻是同一個。除中國外，“敦煌”的世界分布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度，歐洲多國、美國以及日本，這些國家恰恰正是當年世界殖民主義的主力。

　　1985年春天，榮新江從荷蘭萊頓出發，首站選擇英國。此后40年間，他未曾間斷地在歐洲、亞洲和美洲尋找敦煌。這里所說的敦煌，并非只有敦煌，吐魯番、庫車、和田等地，凡是文物薈萃之地，都曾是列強的狩獵目標，如今則成了榮新江尋找的中國“親人”。

　　面對已經流散出去的文物，應該怎么辦？相對于流散到歐洲的敦煌文書被深鎖密室的情形，中國敦煌文書的目錄一直在編輯。1931年，陳垣先生主編的《敦煌劫余錄》完成，這是中國敦煌學發展史上的標志性著作。如今，《滿世界尋找敦煌》的第十一章內容涉及中國各地的敦煌，標題為《敦煌“劫余”錄：中國各地藏品拾珍》，延續著相同的情感和表達。

　　《敦煌劫余錄》一書的序言由陳寅恪撰寫，在“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觀點之外，陳寅恪表達了另外兩層含義。其一，中國現存的敦煌卷子中，仍有一些極具學術價值，如摩尼教經、姓氏錄等。其二，如何“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這才是他更關心的問題。陳寅恪意識到，只有推進世界學術的進步，才對得起這些流散的國寶。

　　滿懷傷痛，更希望醫治傷痛。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很多中國學者踏上歐洲之路，為的就是抄寫一些敦煌卷子，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等學者，都成為中國早期敦煌學篳路藍縷的行進者。然而，在戰亂頻仍的中國和并不太平的世界，中國的敦煌之痛，始終無法排解。新中國成立不久的1951年4月，北京故宮午門城樓上舉辦敦煌文物展覽，為了配合抗美援朝，揭露的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則流傳甚廣的傳說影響巨大。一位日本教授在中國的大學舉辦講座時說：敦煌在中國，而敦煌學在日本。雖然后來有許多人站出來辟謠，但深深刺痛中國學界的影響已然發生。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宣布成立，季羨林先生被推選為首屆會長。之后，中國敦煌學在中國大地風起云涌地推動起來。

　　國寶被劫掠，傷心理所當然，但要從根本上醫治這種傷痛，只能在研究領域迎頭趕上，否則感受到的就不僅僅是丟失之痛。所以，積極的學術研究，才是醫治敦煌之痛的正解。

　　1984年，榮新江作為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到荷蘭萊頓大學留學，導師是著名的許理和。1985年，因為沒有超過25歲，在歐洲有資格使用學生票乘坐火車，榮新江尋找敦煌的旅行正式啟動。

　　在北大求學期間，榮新江就深知尋找敦煌的意義，加上早就養成的寫日記習慣，使得諸多的旅行細節為《滿世界尋找敦煌》增添了極大的趣味性。稍需強調的，這是一部學術旅行書，學術信息、學術思考才是重點。更為準確地說，應該稱其為一個人的敦煌學術史。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榮新江當年的尋找，已然是敦煌學歷史中重要的一環，不僅開發了敦煌文書的研究，也開啟了中國與世界的敦煌對話。

　　作者榮新江曾經出版過一部《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從中不難看出饒宗頤、季羨林等老一輩學者對他學術人生的重要影響，其中也寫到英國的貝利教授。而榮新江與貝利的見面，在《滿世界尋找敦煌》中有更詳細的描述。因為要做于闐歷史研究的課題，面見貝利教授意義重大。僅僅從貝利家里帶走兩大口袋資料，就連季羨林先生也要羨慕了。

　　改革開放后，中國不僅僅要在科技與經濟上趕超西方，在人文學術研究方面同樣存在迫切性。如今，讀者可以從該書中看到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能看到更多具體的幫助者。

　　尋找敦煌文書，最具體的是尋找敦煌歸義軍和于闐史的資料，進而擴大到整個敦煌和西域文物。敦煌的世界分布，并不存在一個總體目錄，根本無法按圖索驥。

　　然而，榮新江尋找敦煌，持有一種胸有成竹的姿態。究其原因，有兩個基礎性因素。其一，在北大接受的敦煌學訓練。北大圖書館為支持敦煌學的研究，開辟219室為專門的研究室，研究室集中館內有關敦煌的書籍，有的老先生還把個人圖書也提供出來。在這個研究室，榮新江閱讀了所能找到的敦煌膠片，對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獻做到了心中有數。其二，榮新江在北大參加了季羨林主持的西域讀書班，努力了解和掌握國際上的相關學術信息。此時，他已經與張廣達合作撰寫了關于于闐史的論文。而對于于闐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學者如劍橋的貝利教授等，不掌握他們的研究信息，就無法進行學術對話。到達萊頓之后，荷蘭雖然沒有收藏敦煌文獻，但萊頓大學里豐富的學術書籍和雜志，能夠搜索敦煌文獻的收藏信息。

　　正是因為擁有這些充足的準備，榮新江尋找敦煌的道路才會越走越暢通。

　　尋找敦煌是敦煌學術之旅，發揮關鍵作用的還是榮新江的學術素養和寬廣識見。當年法蘭西438小組（敦煌小組）的那場“鴻門宴”，其實是一次過關考試，榮新江的回答超出了法國學者的預期。于是，法國敦煌小組向他全面開放了資料室，所有東西榮新江可以隨便復印。

　　榮新江與德國學者格羅普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一次他去漢堡大學，原計劃是去見恩默瑞克教授，但與格羅普教授不期而遇。他們彼此并不認識，但是當榮新江說出格羅普就是《中國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書的作者時，格羅普感到非常意外。一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竟然知道這本書店里已經消失的書，這不是奇跡嗎？格羅普立刻答應送一本書給榮新江。

　　在幫助榮新江的人群中，英國國家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吳芳思給榮新江提供了沒有發表的翟林奈編目，令榮新江收獲很大。之后，榮新江給出的建議，立刻讓她意識到請榮新江參與編目工作的重要性。1991年，榮新江完成了編目工作，形成《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稿本。至今，這個目錄仍是學界必用的工具書。

　　榮新江滿世界尋找敦煌，代表的不僅是個人或北大，更代表中國。他找回的敦煌文書，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國敦煌學的研究步伐。比如，周一良、趙和平研究敦煌的書儀文獻，榮新江到達倫敦后便開始替師長核對原卷；又如，榮新江發現《下女夫詞》屬于珍貴的文學資料，就送給天水師院的張鴻勛作研究；再如，榮新江發現英藏文獻中《唐北庭瀚海軍牒狀文事目歷》是十分重要的唐代軍事資料，后來送給了孫繼民寫成專著《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總之，榮新江千里迢迢從歐美、日本等地背回來的書籍，中國敦煌學界都在不同程度地享用。

　　中國敦煌學終于被世界承認，榮新江具有代表性，厥功至偉。2000年，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在日本東京舉行，榮新江被邀請作大會主旨演講。會議主持人、東京大學池田溫向與會者這樣介紹榮新江：國際敦煌學的領軍人。

　　近些年，榮新江的《敦煌十八講》一書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作為西方多所大學敦煌學的教材被廣泛使用。多年前陳寅恪指出的敦煌學方向，如今已經有了回響。2021年榮新江當選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此前中國有兩位學者獲此殊榮，一是陳寅恪，一是夏鼐。2024年，榮新江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所有這些榮譽的獲得，如果追溯，都應該從1985年開始。如同玄奘，所有后來的榮譽，都源自他的西域之行。

　　（《滿世界尋找敦煌》，榮新江著，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