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蘭州7月1日電 題：敦煌石窟中有多少東西方元素“共處一室”？

　　——專訪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館員趙聲良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說起敦煌石窟，不少人都誤認為敦煌石窟等同于敦煌莫高窟。事實上，敦煌石窟指的是包括瓜州榆林窟、西千佛洞等敦煌周邊大大小小的石窟群，莫高窟是其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與中國其他石窟不同，敦煌石窟出自民間創造，建造工匠既有中原來的，也有西域來的。

　　敦煌石窟蘊藏了哪些東西方交融交匯的元素？具有差異化的東西方文化，如何以渾然天成的形式傳承千年？海納百川的敦煌文化基因，對共建“一帶一路”有何啟示？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館員趙聲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敦煌石窟如何形成？都蘊藏了哪些東西方文化交融交匯的元素？

　　趙聲良：敦煌石窟本身是一個佛教石窟，在古絲綢之路形成之后，敦煌恰處在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東西方諸多文化元素都會在這里交融。佛教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到中國，敦煌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也曾經是一個“佛教的都市”，當地很多人都信佛。

　　佛教傳到敦煌之后，已不單純是一個宗教，它帶來了如印度文化、中亞犍陀羅(現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帶)文化，以及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波斯文化等很多外來文化元素，它們通過佛教藝術這個載體，也就形成了當下敦煌文化的特點。

　　我們現在看到的敦煌石窟雖然是佛教藝術，石窟里的壁畫內容也是佛教主題，但其中體現了東西方之間很多文化元素，如在唐代經變畫中，既有印度高僧、中亞人、波斯人等文化特點鮮明的人物形象，還有很多是從事農業耕作的中國古人，以及普通老百姓民俗生活等中原社會生活的反映。

　　2021年9月，“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在故宮博物院展出。圖為敦煌莫高窟220窟復制洞窟。杜洋 攝

　　敦煌石窟早期如北魏(南北朝時期北朝首個王朝)階段的菩薩造像，其雕塑有濃厚的犍陀羅風格特點，這個地方曾受到古希臘文化和印度文化影響，佛像菩薩造像存在古希臘雕刻的一些特點。

　　而在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涼洞窟壁畫上，還出現了愛奧尼柱式的典型希臘神柱。在不少北涼、北魏壁畫里，大量出現了被中國古人稱作“凹凸法”的印度式繪畫方法，顏色由淺到深，表現出了人物肌膚、面部和手等的立體感。一些菩薩造像，也具有印度刻畫人物時慣用的S形“三道彎”造型。

　　敦煌石窟在承載眾多外來文化的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仙也大量出現其中。比如在莫高窟西魏時期第249窟、285窟，能看到東王公(道教主流全真道始祖)和西王母、伏羲、女媧等這些中國傳統神仙，它們和外來的印度神共處一窟，實現了兩種文化的交匯。

　　莫高窟第249窟。受訪者供圖

　　莫高窟第285窟。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具有差異化的東西方文化，如何以渾然天成的形式在敦煌石窟中傳承千年？

　　趙聲良：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幾千年生生不息，是因為它本身有一種包容性，能夠把外來文化吸收進來。東西方之間多種文明、多元文化因而在敦煌石窟中，可以“共處一室”，延續千年。

　　在敦煌文獻中，可以找到很多古印度、敘利亞地區傳來的文化元素，比如基督教(中國古代稱“景教”)文獻和摩尼教文獻，它們在敦煌地區延續了1000多年；在莫高窟考古中，還發現了敘利亞文的《圣經》和基督教的十字架。

　　有一些宗教最初是相互排斥的，也有斗爭，但在斗爭之后逐漸融合，也就和平共處、一起發展。比如在漢代至魏晉南北朝初期，佛教與中國傳統道教，以及儒家思想都有過斗爭，在彼此斗爭中也都在改變，在融合中中國化，在中國化中創新，在創新中中國化。佛教中國化的創新形成即是典型。

　　以上這些發現，足以證明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它沒有排斥外來文化，而是不斷將其吸收進來。在敦煌石窟里，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神仙思想文化，與外來佛教文化共同融合，最后形成包容性比較強的敦煌文化。這種包容性也促使更多外來文化，源源不斷進入中國。

　　2018年7月，“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展覽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圖為復制再現的莫高窟第285窟。張煒 攝

　　中新社記者：經過數十年的保護和研究，敦煌石窟獲得了怎樣的保護和弘揚？

　　趙聲良：經過幾十年的工作，敦煌石窟已從搶救性保護轉入科學保護階段，也就是預防性保護，在它還沒有“變壞”的時候，我們就采取措施把它“堵”住了。目前已有一套完整的科學方法可以保護它，保障敦煌石窟不再被毀壞，洞窟不會倒塌，壁畫不會壞掉。

　　這就好比人生病了就要救治，但最理想的辦法就是不要生病。對于敦煌石窟來說，一個是要精準掌握洞窟里微觀環境下，可能發生的病害，比如對洞窟溫濕度和空氣質量等進行監控；另一個是實時監測宏觀大環境下，可能出現的對石窟造成危險的外部隱患，比如對大風沙塵、暴雨洪水等進行預警。

　　這套目前中國最先進的預防性保護措施，正在向絲綢之路沿線推廣和普及。我們還建成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首個模擬研究平臺——多場耦合實驗室，致力于為文物“治未病”。“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兩個國家級文保平臺，承擔了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國十余個省區文物保護。

　　20世紀80年代，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經過幾十年努力拼搏，中國敦煌學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敦煌研究院出版了500多部相關著作，《敦煌研究》已成為敦煌學領域的頂級期刊。

　　近年來，圍繞敦煌石窟保護進行的一些探索和科技發明，在中國內地已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依托每年舉辦的多場國際學術會，不僅迎來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共同來研究敦煌文化，也通過本院學者去國外訪問、講學和做短期研究的機會，講述敦煌文化和故事。

　　2024年6月，甘肅敦煌莫高窟內，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工作人員進行敦煌壁畫數字化采集工作。李亞龍 攝

　　中新社記者：敦煌石窟的文化基因對當下共建“一帶一路”有何啟示？

　　趙聲良：通過敦煌文化，我們看到因為交流互鑒，從而促進人類文化不斷向前發展，絲綢之路即是一個典型例證。由于東西方在絲綢之路上交往，中國的文化源源不斷傳到了西方，西方文明也源源不斷傳至中國，在敦煌實現交融交匯，然后成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

　　由于絲綢之路，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絲綢等傳到了西方，使得西方文明發生了很大變化。包括佛教、雕塑、繪畫等西方文化也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如中國漢代繪畫的色彩沒那么豐富，印度、中亞比較強調寫實和注重立體感，隨佛教文化東漸后，中國繪畫中的人物造型也有了很大變化。

　　敦煌文化給當下的啟示就是文明要交流互鑒，東西方之間才都能得到發展和進步，二者曾攜手創造了如敦煌莫高窟這樣輝煌的古代文化，就是一個典范。

　　2017年1月，觀眾在成都博物館參觀“絲路之魂·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樊甲山 攝

　　今天面對敦煌石窟這樣一個偉大的文化寶庫，我們更應該深刻體會到只有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流互鑒、融合理解、平等交流，才能攜手發展，從而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完)

　　受訪者簡介：

　　趙聲良在莫高窟第285窟(復制窟)中做學術考察。敦煌研究院 供圖

　　趙聲良，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先后受聘為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客座研究員、臺南藝術大學客座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藝術及中國美術史。主持完成多項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教育部重點研基地重大項目。出版《敦煌壁畫風景研究》《敦煌藝術十講》《敦煌石窟藝術簡史》等二十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