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巡禮馬銜山玉文化與文學融合發展考察活動

《禹王書》：原始氣息、現代情調與荒誕主義的巧妙融匯

鄭瑩

　　馮玉雷的重述神話創作展現了一種先鋒實驗精神，主要表現為在與傳統渾融共生的基礎上，嘗試突破不同文體和不同文化形式之間的壁壘，在“原始氣息”“現代情調”和“荒誕主義”的藝術張力中，探尋表現技藝、美學風格與價值觀念的創新。這也彰顯了當代作家試圖通過精湛的文藝作品，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資源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的社會擔當和文化自覺。

　　首先，直觀體現為以神話介入現實。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神話是原始初民對自身無法掌握現象的解釋。由此可見，除了虛構性這一基本特性外，現實性也是神話誕生的根基之一。在《禹王書》中，神話原型不僅成為連接眾多文化要素的橋梁，更成為作者介入現實、觀照人性的重要載體。

　　如作者借用了黃帝始祖神話母題，賦予“銅”這一意象深刻的文化內涵與反諷意味。在小說中，銅不僅代表著物質實體，更成為欲望和外來文化的象征。部分部落首領對銅持負面看法，認為它是導致物欲橫流、民風敗壞的元兇之一，并且作為外來物的紅銅對本土其他文化形態構成了威脅。四岳曾向鯀發出警告，強調玉石與彩陶的相互扶持是抵制銅文化擴張的關鍵，他堅信本土燒制的“陶”才是中華民族永恒的根基。然而，作者借重華之口，諷刺了片面看待問題的社會現象。重華認為，盲目排斥銅是一種虛偽且可恥的態度，我們應以辯證的眼光看待物質。他指出，物質并不局限于財物或外來物，自然萬物如日月星辰同樣屬于物質的范疇。人類自古以來都在追求與物質和諧統一，既然銅器在實際應用中展現出了比石器和陶器更強大的功能，我們為何要將其視為洪水猛獸呢？此外，黃帝還曾用銅針治愈了毓土等人，而販銅者也是通過合法勞動獲得財富的，他們又有何錯？

　　再如，馮玉雷將女媧造人神話和補天石神話與當代教育現狀相結合。女媧將補天剩余的那塊石頭命名為“熊”，而“熊”又是啟的乳名。為了給孩子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女媧創造了雞、狗等牲畜作為陪伴。在初七那天，她用泥土塑造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熊”。然而，在黃帝、桑林等人看來，這些泥人不僅需要滿足合婚生育的需求，還應掌握各種技藝，如吹拉彈唱、耕作放牧等。但女媧認為，她所創造的“熊”應該是吃苦耐勞、儒雅有度等優良品質的繼承者。女媧反駁黃帝的情節，實則巧妙地諷刺了社會中過分追求表面成績，而忽略德育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行為，警示人們應當注重教育的全面性和長遠性，避免陷入短視和片面的誤區。

　　其次，夢幻世界的意識流書寫是原始經驗的映現。馮玉雷深受交感互滲神話思維的影響，他通過夢幻原型的置換變形，打破了文本的時空界限、邏輯框架以及主客體的對立狀態。夢者思緒更同琴聲、鼓聲等動態聲音表象互通共感，使讀者仿佛置身于一個交感互滲的超現實主義境界中，沉浸于原始主義的濃郁氛圍和荒誕主義的獨特基調之中。

　　以“美人幻夢”原型的置換變形為例，“所謂‘美人幻夢’，指用幻境或夢境表達情思與性愛主題的創作類型。”小說中，巨大的心理波動，如恐懼、悲傷、思念等，是夢者踏入夢饜或幻境的前兆。馮玉雷不僅將幻夢者的范疇擴大至所有角色，無論男女。還在情思與性愛主題的基礎上，摻雜了神話預言的成分。如大禹與女媧初見之景，實則是大禹夢境的生動再現。如憂喜交加的巨大情緒波動，使女媧常處于半夢半醒的狀態，而她所夢之事竟都戲劇性地成了現實。熱戀時期，她常夢到與大禹分離，最終，大禹也因治洪大業離她而去，被迫分離的兩人通過鰲鼓聲與夢境傾訴思念之情。又如，睡夢中的脩己隨著嫘祖彈奏的《云門》樂曲，深陷逐鹿之戰的夢饜之中。小說中，馮玉雷巧妙地將琴音的節奏與脩己的心理情感節奏相融合。起初，沉悶回蕩的琴音為戰前的緊張局勢營造出濃厚的氛圍。此刻，夢中的脩己恍若置身迷霧之中，吶喊、武器碰撞、骨骼斷裂之聲交織在一起，連綿不絕。馮玉雷通過大量短句的集中出現，直觀展現了脩己恐懼無助的心境。隨后，七弦琴在玉磬、陶玲等樂器的伴奏下悠揚響起，琴聲渾厚靈動，凝重蒼勁，夢中的世界也隨之變得明朗寧靜。頃刻間，平緩的琴聲時而激揚，時而低沉，映襯出士兵們發現脩己時驚愕迷茫的復雜情緒。突然，琴聲驟變，如泣如訴，如怒如歌，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脩己在希望與掙扎中尋求出路的心路歷程。最終，這場殘酷的戰爭竟因脩己的突然出現而草率停戰。更為荒誕的是，休戰雙方立即加入幫助脩己拼接銅紋飾的行列中。

　　最后，表現為“書”體及后現代含混拼貼話語方式的使用。馮玉雷接受采訪時提及，現代文明的符號不斷提醒他面對現實，然而，那些偶然映入眼簾的老城、廢棄的大油罐等景象，不經意間又激發了他內心深處的原始本能與情感。為此，他決意打破時空界限，如同米羅一般，徹底“打破立體主義的吉他”，將眾多原本不相融的元素巧妙地組織在同一畫面中，追求它們和諧共存的理想生態。《禹王書》中，作者特意選擇了書這一種自由度高的文體。與其他文體相比，書體在書寫對象、文體規范及情感表達等方面展現出了無拘無束的特性。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記載，“書者，舒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

　　雖然其外表帶有神話小說的色彩，但隨作者書寫對象的轉變與情感的抒發，它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散文、考察筆記、詩歌以及游記等文體特征。同時，隨作者的發散聯想，穿插許多史料文獻進行解釋性敘述。而與書體相對應的是，小說的語言體系也呈現出雜糅拼貼的特征。

　　如馮玉雷運用了跨媒介敘事手法，對神話傳說原型進行了跨語境移植與現代演繹。小說中，傳統的部落會盟儀式在現代語境下被微信交流平臺所取代，朋友圈、公告成為各部落間信息互通、商業貿易的新途徑。這種現代與傳統的融合，不僅為故事增添了荒誕主義的色彩，也反映了馮玉雷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人類文明交流方式的深刻預見與反思。此外，馮玉雷還根據人物形象特征選擇不同的語言風格。如時尚達人鯀常使用新潮詞匯，展現出其前衛與潮流的一面；而恪守法制的獄官之長皋陶則常用“敬諾”“圣上”等詞匯，凸顯其嚴謹與威嚴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歌謠、文學片段、考古史料等多元文化要素的交融出現，增加文本陌生化效果的同時，對讀者的文化積淀也提出了重大挑戰。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需查閱相關文獻，才能將附著在文本表面的意義釋放出來。這種創作傾向，實際上是馮玉雷試圖打破現代快餐式閱讀模式，賦予讀者更多闡釋與注解文本的空間，進而實現文化科普與文明溯源的目的。

　　注：本文原標題《“重述神話”中探尋文化敘事路徑——論馮玉雷的<禹王書>》，首發于《西部文藝研究》2024年第三期。轉發時略有修改。

　　鄭瑩，蘭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華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