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一路穿過河西走廊抵達敦薨之山，他將“敦薨”記為“敦煌”，漢武帝征討匈奴，占領(lǐng)河西地區(qū)，“列四郡，據(jù)兩關(guān)”。從此，敦煌成為中華文明史上一顆璀璨神秘的明珠。

　　首部關(guān)于敦煌兩千年的通史——《敦煌通史》（七卷本）歷經(jīng)16載終于面世，叢書全面、完整、系統(tǒng)地重現(xiàn)了秦漢至明清時期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變遷……

　　“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20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一路穿過河西走廊抵達敦薨之山，他將“敦薨”記為“敦煌”，連帶這里的風土人情、山川形勢的記錄送回中原，漢武帝得此先機下令征討匈奴，占領(lǐng)河西地區(qū)，“列四郡，據(jù)兩關(guān)”。從此，敦煌成為中華文明史上一顆璀璨神秘的明珠。

　　2000多年后，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主編的敦煌學界首部關(guān)于敦煌兩千年的通史——《敦煌通史》（七卷本）歷經(jīng)16載終于面世，叢書全面、完整、系統(tǒng)地重現(xiàn)了秦漢至明清時期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變遷，幫助中國學者在開拓敦煌學研究新境界上邁出更加穩(wěn)健的一步。

　　“敦，大也。煌，盛也”，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敦煌發(fā)生了什么？這部叢書與學界敘述敦煌歷史書籍有何不同？敦煌研究在當下的重要性……近日，筆者帶著這些問題走進蘭大采訪鄭炳林教授，探索《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深耕漢簡，填補敦煌歷史空白

　　敦煌區(qū)域的歷史研究多依賴于莫高窟藏經(jīng)洞出土的文獻，時間集中在唐宋時期，特別是晚唐五代宋初時期。因而百余年來，學界對吐蕃、晚唐張氏歸義軍、五代宋初曹氏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及周邊地區(qū)歷史進行了深入而系統(tǒng)的研究且成果頗豐。由于文獻缺乏，兩漢、魏晉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時期的敦煌歷史研究處于相對薄弱的階段。為了填補這段空白，2007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啟動《敦煌通史》編纂，2012年作為重點工作全面展開。

　　“敦煌在國際上的地位形成于西漢，要想研究清楚兩漢時期的敦煌歷史，繞不開出土的24000枚敦煌漢簡。”為此，鄭炳林花費兩年多時間認真研讀漢簡。

　　敦煌出土簡牘數(shù)量眾多，主要包括斯坦因等人在敦煌地區(qū)收集的漢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的馬圈灣漢簡和懸泉置漢簡等，其中以懸泉置漢簡數(shù)量最為龐大、內(nèi)容最為豐富。小到風土特產(chǎn)，大到移民制度、對外貿(mào)易，漢簡中的信息極大程度上填補了兩漢敦煌歷史的空白，為團隊研究敦煌及其與西域的關(guān)系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

　　在對漢簡的研讀中，鄭炳林看到了“不一樣”的敦煌歷史。“《漢書·西域傳》中記載，傅介子殺樓蘭王后，改樓蘭國為鄯善國，漢朝派駐軍三十多人，然而根據(jù)簡牘顯示，當時漢朝實際派駐屯田軍近1500人。可見早在漢代，敦煌便已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

　　屯田軍作為當時中央政府管理西域地區(qū)的重要兵力，也是構(gòu)成敦煌居民的重要部分。此外，還有從山東、河南、河北南部、山西南部等中原地區(qū)遷徙而來的貧苦百姓，時至今日，敦煌仍有來自中原的美食變種，敦煌的糊鍋正是由河南胡辣湯演變而來。人口遷徙將中原的風土人情帶到敦煌，甚至傳播至更遠的西方，敦煌逐步成為文化交融之都。

　　簡牘資料幫助鄭炳林團隊將研究漢代敦煌歷史的視野從《史記》《漢書》《后漢書》等傳世典籍拓展到更加微觀、具體、真實的史學研究之中，是團隊將研究從歷史場景轉(zhuǎn)向具體事件的一次積極有益的嘗試。“以往的研究多從后世記載的資料入手，內(nèi)容多比較宏大，這次借助漢簡，讓我們了解更多當時真實發(fā)生的小事，很有意義。”鄭炳林說。

　　分卷撰寫，完整再現(xiàn)歷史面貌

　　“對于敦煌歷史開始的時間，我們都會想到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后投降漢朝，西漢政府在河西敦煌駐軍屯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置敦煌郡，并移民戍邊。實際上敦煌的歷史要比這早很多，敦煌與中原王朝的交往應當始于西周穆王時期，根據(jù)《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即位十五年來到今敦煌和羅布泊一帶。就是說敦煌在先秦已經(jīng)被中原王朝所了解和認識。總而言之，關(guān)于敦煌的歷史還有很多謎團需要我們?nèi)パ芯俊Ｒ虼宋覀儗ⅰ抖鼗屯ㄊ贰返纳舷薮_定在西漢，兼及先秦敦煌歷史；下限以清末為界，部分內(nèi)容兼及近代。”談及《敦煌通史》內(nèi)容時鄭炳林如是說。

　　“自西漢開始，敦煌的玉門關(guān)、陽關(guān)就被視為中原與西域交界。縱觀西漢設(shè)敦煌郡至今兩千多年的歷史，敦煌地區(qū)作為歷代中原政權(quán)向西延伸勢力和影響的前沿基地，見證了古代中國跌宕起伏的歷史進程。”根據(jù)研究現(xiàn)狀，鄭炳林及其團隊將敦煌歷史劃分為兩漢、魏晉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領(lǐng)時期、張氏歸義軍時期、曹氏歸義軍時期、西夏元明清七個階段，分七卷撰寫。“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項目，我們組成了10余人編撰團隊，其中很多人如今都已成為獨當一面的史學研究工作者。”

　　以“小”見“大”，研究敦煌學不能只看敦煌

　　“我們的發(fā)展，中國的發(fā)展，要走國際道路，要與世界交流，研究敦煌的歷史必定有借鑒作用”，談及敦煌研究的重要性，鄭炳林這樣說。作為華戎交匯之都，敦煌是古代中央政府經(jīng)營西域的基地，更是中外文化交融、交流、交往的關(guān)鍵節(jié)點。“敦煌的發(fā)展牽動著整個西北歷史的發(fā)展，研究敦煌歷史不能僅局限于敦煌本身”。

　　鄭炳林提到，學界曾有“小敦煌，大敦煌”的說法，“敦煌學的研究若拘泥于敦煌文獻，那便只能做‘小’敦煌，研究者若將敦煌置于中國西北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之中，敦煌的史學研究價值便能以‘小’見‘大’。”“《敦煌通史》的面世不僅為陸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入開展奠定深厚基礎(chǔ)，更為新時代敦煌學的繁榮發(fā)展增光添彩、添磚加瓦。”鄭炳林希望，它不僅成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發(fā)展歷程上的里程碑，也能幫助更多中國學者在開拓敦煌學研究新境界上邁出更加穩(wěn)健的一步。

　　從早年重文獻研究到如今補史、證史，敦煌學還在等待更多學者投身其中，古老的敦煌文化將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召喚中煥發(fā)新的生機，就像鄭炳林所言，“這個過程也許會長一些，但一定會完成。”

　　劉寶麗 尉婷 孔子俊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