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玉雷

　　山是父親，水是母親。山水之間，一草一木，都有情感，一神一仙，都有淵源。文明發(fā)生發(fā)展交流，都是依山傍水進行。中國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孕育了獨特的華夏文明。中國文化的物質符號是玉，如果要找一部經(jīng)典代表“最中國”，應該就是《山海經(jīng)》，這部先秦典籍、上古百科全書！

　　《山海經(jīng)》包括上古地理、歷史、神話、天文、動物、植物、醫(yī)學、宗教及人類學、民族學、海洋學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諸多內容，豐富但不龐雜。可自成書以來它一直是學者聚訟紛紜的對象。西漢劉歆在《上<山海經(jīng)>表》中認為其作者是上古治水英雄大禹和伯益，東漢王充、趙曄等學者則定為伯益，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說：“戰(zhàn)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奢侈大博級之，雜傅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花圃之寓言，以成此書。”他把《山海經(jīng)》與飽受爭議的《穆天子傳》相提并論，是因為這兩部書的命運有諸多相同之處。清朝畢沅提出《山經(jīng)》是大禹、伯益創(chuàng)作，《海外經(jīng)》《海內經(jīng)》則是秦人所作，而《大荒經(jīng)》在劉秀修訂時產(chǎn)生。二十世紀，劉師培、鄒衍推斷《山海經(jīng)》作者是戰(zhàn)國時期人。還有學者認為是墨子的弟子隨巢子。

　　關于《山海經(jīng)》的性質也是眾說紛紜。從《漢書》到《新唐書》《隋書·經(jīng)籍志》一直被認為是地理書。《漢書·藝文志》則把它列入數(shù)術類刑法家之首，與巫卜星相之書混雜，《宋史·藝文志》將之列入五行類。明清時期《山海經(jīng)》被認為是“古今語怪之祖”、“小說之最古”；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稱它是最古的小說，晚清張之洞將它列入“古史類”。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它“記海內外山川神祗異物及祭禮所宜……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

　　隨著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和考古成果不斷發(fā)布，《山海經(jīng)》的諸多“謎團”正在逐漸揭開。毫無疑問，它是華夏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科研中繞不開的宏厚著作。其中最鮮明特色之一是記載了很多玉山、玉事，據(jù)統(tǒng)計，《山海經(jīng)》文本非常重視玉文化。據(jù)統(tǒng)計，《山海經(jīng)》中出現(xiàn)“玉”字248 次，而“金”字則是163 次，“金玉”并列者78次，還記載用作祭祀的玉圭、玉璧、玉璋、吉玉、瑜、藻玉、藻圭等。因此，稱《山海經(jīng)》為一部“玉書”也未嘗不可。學者研究玉學，第一文獻應該非《山海經(jīng)》莫屬。

　　我自幼喜歡《山海經(jīng)》，如癡如醉閱讀，后來文學創(chuàng)作，不愿墨守成規(guī)，大概受了《山海經(jīng)》精神氣象的深刻影響，這在敦煌系列小說《敦煌遺書》《野馬，塵埃》及《禹王書》《熊圖騰》等玉文化小說中都有所體現(xiàn)，尤其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禹王書》更加明顯，因為主人公就是《山海經(jīng)》“疑似”作者大禹。2017年之前，我的小說大都是敦煌題材。我本來就對考古文化、玉文化有濃厚興趣，最早研究玉文化，始于2006年。2012年到《絲綢之路》雜志社任職，因為公務需要，與葉舒憲等先生聯(lián)合組織實施了15次玉帛之路文化系列考察活動，加上其他臨時性考察調研活動，應該有幾十次。每次都如癡若醉向考古學家學習，向文物學習。那個階段，我撰寫了很多玉文化考察記，已經(jīng)出版的有三部。2017年，我開始利用業(yè)余時間創(chuàng)作玉文化小說《禹王書》。那個過程中考察了敦煌三危山旱峽玉礦遺址，對我觸動很大。此前，我在敦煌地區(qū)做了大量田野考察，幾乎跑遍了敦煌周邊地區(qū)。對河西走廊馬鬃山玉礦遺址也考察過兩次，但怎么也想不到在三危山中竟然蘊藏著一處史前玉礦遺址！于是，毫不猶豫把旱峽玉礦寫進小說里，并且與神話故事精衛(wèi)填海、夸父逐日聯(lián)系起來。

　　在學習、研究玉文化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徐旭生、夏鼐、蘇秉琦、費孝通等前賢在中華文明探源及玉文化研究領域高屋建瓴，具有開拓價值的重要貢獻和引領。于個人而言，我也終于明白，個人興趣和文學創(chuàng)作歷程中何以僅僅圍繞民族文化，從民俗文化到敦煌文化，再到以玉文化為主的考古文化。中華文明的主根脈貫穿了前文字時代的大傳統(tǒng)和歷史時代的小傳統(tǒng)。其中核心元素就是玉文化。如今，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快速發(fā)展，有關玉文化的考古成果層出不窮，其中蘊含著太多太多文學元素。各路玉文化學者的深厚學養(yǎng)和寬闊胸懷都給我留下美好印象，他們的探索精神和豐碩成果而讓我感動感佩感慨，恨不能像千手觀音一樣，挖掘、弘揚、傳承！但畢竟精力有限。因此，當西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張俊宗教授建議我在學校面向本科生開公選課《中國玉文化》并編著同名教材時，我毫不猶豫答應了。2022年，西北師范大學將玉文化研究列為華夏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科研平臺集群重點支持發(fā)展項目，立項支持我組建團隊，編著教材《中國玉文化》。

　　關于新山海經(jīng)書寫，2012年6月我到《絲綢之路》雜志社任職之初就雄心勃勃立下兩個愿望：其一，約請參加全國三次文物普查的文博工作者撰寫考察筆記，由單篇到多篇，再匯集成書。從縣到市，再到省，如果能推向全國，可輯錄海量田野考察資料，功莫大焉；其二，約請一批地方作者，實地踏勘其生活地的河流，考察其流域、地理、歷史、人文、現(xiàn)狀等等，為每條河寫傳記，匯集成《新山海經(jīng)》。這兩個愿望，一有機會就呼吁。不厭其煩，不懼人煩。2022年4月，學校組織部談話，讓我到甘肅文化發(fā)展研究院任職。在其位，謀其政。相關程序還沒走完，我便開始籌劃實施“玉文化與華夏文明高端論壇”系列活動和“新山海經(jīng)書寫與展現(xiàn)文化工程”，這兩項文化工程都與玉文化有關，是一體兩翼：一翼是學術，一翼是文學，互為支持，互相彰顯。6月7日，我正式履職不久，就啟動了“玉文化與華夏文明高端論壇”系列講座活動；也一直與《大家》主編周明全商討如何開展新山海經(jīng)書寫與展現(xiàn)文化工程。我們約請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神話學家、作家、文化學者等社科界人士以實地考察為基礎，結合歷史文獻、考古成果、神話傳說等，從地理、生態(tài)、物產(chǎn)、人口、歷史、文化、民俗、現(xiàn)代狀況等方面對一座山，一條河（或一座湖）進行立體化書寫，打通古今，展現(xiàn)華夏文明發(fā)生、發(fā)展的光輝歷程。

　　新山海經(jīng)書寫與展現(xiàn)文化工程有其規(guī)律。關于啟動儀式，我們考慮過多次，最后決定還是一如既往，像以前組織過的歷次玉文化考察活動那樣，體現(xiàn)“動態(tài)研究”特征。

　　實施方案在《絲綢之路》2022年第三期發(fā)布。

　　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都自遠古蔓延而來，流淌而來，融合時光風氣，沉淀文化，通古今之變。一切當代史都是古代史、文明史。我們與古代、遠古的距離只在一念之間。觀念，心念，執(zhí)念，是最頑韌、最堅固的東西，不然佛教不會把破執(zhí)視為大智慧，視為大徹大悟。

　　2022.8.24

　　馮玉雷，男，1968年10月出生，甘肅人。畢業(yè)于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曾在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任教。現(xiàn)任西北師范大學《絲綢之路》雜志社社長、主編。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駐院作家，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學術委員，蘭州金城文化名家，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文學人類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蘭州市作家協(xié)會原副主席。發(fā)表中短篇小說《陡城》《野糜川》《饑餓》《鄰居》等，出版長篇小說《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禹王書》《敦煌之圍：虛幻與非虛幻》《野馬，塵埃》等，出版文化專著《玉華帛彩》《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筆記》《敦煌文化的現(xiàn)代書寫》（與趙錄旺等合著）《絲綢之路上的文化藝術》（與馮雅頌等人合著）《條條玉路通昆侖》等。曾與趙曉琴合著文化旅游專著《走遍中國·甘肅寧夏》，在《中國比較文學》《蘭州大學學報》《甘肅社會科學》《寧夏社會科學》等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十多篇。與胡瀟合著動漫電影劇本《飛天》獲2010年甘肅委宣傳部重點文藝作品資助項目。小說、電影作品曾獲甘肅省第三、五、六、七屆敦煌文藝獎；蘭州市第三、五、六屆金城文藝獎；首屆蘭州市文藝創(chuàng)作獎蘭山獎，第三屆黃河文學獎，甘肅省第二屆“錦雞獎”最佳編劇等。榮登《大家》2020年第1期封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