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溯源甘肅】

　　魏晉南北朝一枝獨秀的甘肅手工制造技術

　　采桑圖 出自嘉峪關魏晉墓磚畫

　　前涼政權鑄造的“涼造新泉”錢

　　二牛抬杠圖 出自嘉峪關魏晉墓磚畫

　　彩繪木連枝燈 魏晉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畫《五百強盜成佛因緣》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本報特約撰稿人 李清凌

　　魏晉十六國北朝時期，中原內地戰亂不息，甘肅在高山大河的屏蔽下相對安定。史載“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依柱觀”（《晉書·張軌傳》），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為躲避戰亂，大量關中、中原內地的世家大族紛紛逃來河西隴右，同時，他們將中原內地的先進生產技術也帶過來，使甘肅的手工制造技術，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下生機勃勃地發展起來，為中國傳統技術文化留下亮麗的一頁。

　　官手工業作坊和冶鐵鑄造技術

　　官手工業是專為各割據政權宮廷、官府或軍需服務的，它有嚴密的組織系統和固定的作坊、工匠，技術水平相對較高。魏晉十六國北朝官手工業的組織管理系統，大致是魏依漢制，晉依魏制，十六國北朝也都是沿襲漢晉官手工業管理體制。當時盡管戎馬倥傯，“無日不戰”，但各地方或割據政權對生活用品、奢侈品、辦公用品及軍需品的需求不僅未減，還有迅速增長的趨勢。官工匠的來源大抵有三類：一是國家戶籍上單列的工匠戶；二是罰作官工匠的“罪犯”；三是掌握一定技藝的戰俘。這些工匠社會地位極低，國家不準他們做官，不準穿錦繡，不能與王公貴族及士民之家通婚，犯者就要治罪，可見當時的工匠就是在等同于奴隸的社會地位下，從事和推動著手工業技術的發展。

　　這一時期甘肅的官手工業門類，主要有禮器、祭器、冠帶袍靴、車輦乘輿、旌旗幡幢傘蓋、法物儀仗、雜物等。這類產品的特點是用料昂貴，制作精良，技藝要求高，能代表一個政權、一個地區手工業生產的水平。據《十六國春秋·后涼錄二》記載，后涼呂纂在位時（公元399年—401年），盜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云母屏風、琉璃榼（酒器）、白玉樽、能容三升的酒杯觚（gū）、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瑪瑙鐘、黃金勒、水陸奇珍等，多得不可勝紀。各樣寶物制作水平都很高。這些器物，有的是西域各國的貢品，或從中原內地買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割據政權官作坊的產品。類似物品甘肅境內其他諸涼、諸秦政權也有制作。

　　魏晉十六國北朝，甘肅的冶鐵鑄造技術主要有鑄錢、金屬器物、兵器制造等。金屬冶鑄是各政權的重要手工業生產部門。冶金和制造器物技術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割據政權的國力，因此各族政權都很重視。據《十六國春秋輯補·后秦錄》記載：后秦姚興弘始二年(公元400年)，姚興使姚碩德率隴右諸軍討伐西秦乞伏乾歸，他自己也率軍后隨，“乾歸敗走，降其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乞伏乾歸（公元388年—412年）為了武裝軍隊，需要制造巨大數量的馬鎧。一次戰爭，就能配備六萬副馬鎧，其他兵器、金屬軍需品制造量之大可想而知。沒有龐大的金屬冶煉和鍛鑄體系，各政權就無法滿足這類軍用品。

　　有些武器、軍需品的制作，技術含量很高。《十六國春秋·西涼錄》記載：建初二年（公元406年），西涼主李暠“造珠碧刀二口，銘其背曰‘百勝’，隸書。”珠碧，意為珠寶。這是在刀柄上鑲嵌珠寶，在刀背上用隸體鏤刻“百勝”二字的兩把刀，寓意百戰百勝。雖然記載未講刀的鋒利程度，但僅從其裝飾來看，殊非一般技術所能勝任。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壁畫《五百強盜成佛因緣》中，有戟式雙刃陌刀、長矛、環首刀、弓箭及盾的圖像，應當是現實社會所用武器的形象反映，有很高的技術研究價值。

　　造船和工具、用具制造技藝

　　宮廷、官府及軍事運輸，都需要大量的舟車。前秦晚期，敦煌人郭瑀和索嘏（gǔ）“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 以響應在酒泉起兵的王穆（《晉書·郭瑀傳》）。南涼禿發傉檀弘昌六年(公元407年)，禿發傉檀“率騎二萬，運谷四萬石，以給西郡”（《十六國春秋·南涼錄》）西郡治所在今甘肅永昌縣西北。類此運輸規模，必須有充足的運輸工具和嫻熟的運輸技巧。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薄骨律鎮（治所在今寧夏靈武市西南）鎮將刁雍奉詔與高平（治所在今寧夏固原市）、安定（治所在今甘肅涇川縣北）、統萬（治所在今陜西靖邊縣北）等鎮“出車五千乘，運屯谷五十萬斛付沃野鎮（治所在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南），以供軍糧”。刁雍籌算，用車運輸，50萬斛糧食三年才能運到沃野鎮，用時太長，定會耽誤軍需。為減輕運輸負擔，加快運輸速度，刁雍建議在牽屯山（又叫雞頭山、笄頭山、崆峒山、簿洛山，在今甘肅平涼市崆峒區）“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谷二千斛……一運二十萬斛……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于車運十倍有余，不費牛力，又不廢田”，這一省時省工的建議得到朝廷采納。將車運改為船運，原本用時三年的運輸任務只幾個月就完成了，難怪政府“永以為式”（《魏書·刁雍傳》）。

　　史料中常見這一時期甘肅的生產生活資料，如犁、耱、耙、叉、連枷、鋤、鐮、車飾、挽具等農具；刀、鋸、斧、斤、剪、籃子等手工業工具；漆器、木碗、陶缽、罐、盤、碟、燈、甑、扦、勾、刷、盒、席等生活用具；笙、鼓、琵琶、箜篌、紙、硯等文化用品等，都是由當地官府或民間工匠制造，其技術含量也是各有千秋。以犁鏵為例，就經歷由較笨重，破土不深的單轅犁，到全鐵制造、破土較深的鐵犁，再到狹窄、輕型化犁鏵的不斷改進。從二牛單轅犁過渡到一牛雙轅犁，其間，技術進步的軌跡很明顯，它們也都是在這一歷史時期完成。

　　制陶、釀造技藝

　　從嘉峪關魏晉墓壁畫所列隨葬品來看，其手工制品陶器一類就有陶罐，筒形罐、陶壺、陶盆、陶倉、陶井、陶灶、陶爐、陶樽、陶甑、陶碗、陶缽、陶盤、陶案、陶甕、陶燈碗、陶龜、陶棒狀器等百數十件，這些手工制品絕大部分都是由當地民間能工巧匠制造，服務于民間生產生活。

　　宮廷官府需要大量的酒、醋等釀制品。當時很多詩文以酒為題材。如前涼張斌，字洪茂，敦煌人。由他創作的《葡萄酒賦》，“文致甚羙”（《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事實當是先有精良的葡萄酒釀造技術，然后才能作出“文致甚美”的《葡萄酒賦》。白酒的釀造數量和技術當不次于葡萄酒。從嘉峪關魏晉墓壁畫的《濾醋圖》也可以推知當時社會上層的濾醋技術和設施。

　　紡織技術

　　魏晉十六國北朝時期，甘肅的商業和商品流通受到戰亂的影響，統治階級所需要的絲織物主要靠本地生產。甘肅植桑養蠶的史料，無論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都有充分的證據。嘉峪關、酒泉魏晉墓壁畫、磚畫中有許多采桑、蠶繭、絲束、絹帛圖。前涼主張天錫投降東晉后，會稽王道子嘗問他：“你們西北的地方特產是什么？”天錫應聲答道：“桑葚甜甘，鴟鸮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妒心。”（《晉書·張天錫傳》）把“桑葚甜甘”和“乳酪養性”，即蠶桑和畜牧業當作甘肅的特產來夸耀，充分表明甘肅蠶桑絲織業的發達。在五涼、三秦等政權的官文書中也常有“勸課農桑”的政令，可見那時將植桑養蠶看做發展農業經濟、增強國力的主要途徑。《十六國春秋·前涼錄》記載，張軌任涼州（治所在今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刺史時，其施政措施中就有“課農桑”。《十六國春秋·后涼錄》記載，后涼呂纂咸寧二年（公元400年）四月，呂纂將伐南涼禿發利鹿孤，中書令楊穎勸阻他說，利鹿孤號令嚴整，國內政治沒有漏洞，不能討伐。“今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之機然后一舉蕩滅。”也是將“勸課農桑”作為克敵制勝的根本措施。《隋書·百官志》記載，北齊太府寺下屬機構中有一個“涇州絲局”(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縣北)，是管理國營絲織品制造業的一個機構。無疑，其紡織技術當能代表國家水平。

　　魏晉十六國北朝時期，由于當地有著發達的畜牧業，甘肅的毛紡織業得天獨厚，相當發達，是官民衣飾等材料的主要來源。統治者常將大量毛織物贈送給中原王朝或其他政權。前涼張軌一次向晉王朝“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同時，統治者還常以帛絹等賞賜臣下。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破麻秋功，重賞其“邑五千戶，帛八千匹”。前涼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征郭荷為博士祭酒（《十六中春秋輯補·前涼錄》）。當時用以賞賜的絲、毛織品，大都由本地織造。西秦乞伏慕末永弘元年(公元428年)，北涼沮渠蒙遜的尚書王杼向西秦“送戎罽（jì）千匹”（《十六國春秋輯補·西秦錄》），那是當地技術含量最高的毛織品。

　　民間紡織業是這一時期最普遍、最繁盛的生產項目，原因有二：一是政府通過授田制度督促。如北魏均田制農民受田，明確規定男夫每人給二十畝為桑田，“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即桑田是可以傳給子孫的永業田，受田者死后，這部分田地不用交還國家，子孫可以繼續占用。受田農戶必須在種糧外“種桑五十樹……非桑之土……依法課蒔榆、棗”。（《魏書·食貨志》）甘肅是宜桑、宜麻地區，又有發達的畜牧業，農家都會植桑養蠶，種麻織布，養畜產毛以供紡織。當時賦稅征收的物品中包括絲絹或麻布，如西晉戶調式規定：“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棉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晉書·食貨志》）北魏“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魏書·食貨志》）后周的賦稅法規定，“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棉八兩……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隋書·食貨志》）。可見，各朝代向民眾征收的稅額有多有少，但征絹絁（shī，粗綢）麻布等品種則是一致的，這是促使家庭紡織業發展的客觀因素。二是家庭紡織業是民眾衣著的唯一來源。所以，家家植桑麻，戶戶織布褐，政府提倡督促，民間習以為常。由于甘肅的紡織原料絲、麻、毛兼備，技術成熟，因此產品既多，質量又高。嘉峪關、酒泉魏晉墓壁畫中的《采桑圖》《放牧圖》《宰羊圖》等都是很好的例證。

　　這一時期，秦州（治所在今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刺史竇滔妻，始平（今陜西扶風縣）人蘇蕙的回文織錦堪稱甘肅地區無與倫比的絲織技術。她織成的回文詩《璇璣圖》“五彩相宣，瑩心耀目，縱廣八寸許，計八百余言。縱橫反復，皆成章句，共詩三千七百余首”。（嘉慶《扶風縣志》）唐武則天曾作專文，贊美蘇蕙的織錦回文詩“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宋李昉等撰《文苑英華》）。清人李汝珍在他著名的小說《鏡花緣》中，輯錄蘇氏《璇璣圖》及武則天的序文，并詳解《璇璣圖》的讀法，為后人的研究和欣賞提供極大的方便。蘇蕙并不是史上寫回文詩的第一人，但她將回文詩巧妙地用錦織造出來，藏詩之多、結構之妙、影響之大，史上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