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涇川北魏“南石窟寺之碑”

　　原標題：甘肅涇川北魏“南石窟寺之碑”

　　魏海峰

　　公元430年，魏主拓跋燾親征胡夏，結束了十六國時期安定郡一帶的百年戰亂，并將安定郡改置為涇州，系北魏地方一級行政建制，領6郡17縣。涇州（今甘肅涇川）因而成為甘肅隴東地區、寧夏固原南部地區、陜西彬縣以西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由于統治高層的需要和提倡，佛教盛極一時，涇州開鑿、修建了大量的石窟和寺院，尤以今天涇川地區為最，至今存有500多個洞窟，綿延100里，被譽為“百里石窟長廊”。著名的石窟有涇州地區早期石窟寺公式王母宮石窟寺，早期敕賜寺院公式嵩顯禪寺，體量較大的石窟群落公式羅漢洞石窟等。而保存信息較完整的當屬北魏權臣、涇州刺史奚康生主持開鑿的南石窟寺，不僅其中心窟公式七佛窟保存完好，且記載開窟歷史背景的碑刻至今猶存，成為研究當地北魏時期佛教文化和地方歷史最重要的物質文本之一。

　　南石窟寺七佛窟

　　南石窟寺在開窟建寺1400余年后，經歷了輝煌與沉寂，在近代學術視野中于1912年被重新發現，方才猶抱琵琶漸露真容。

　　“南石窟寺之碑”原存涇川縣王家溝村南石窟寺。1912年間，當地政府將其移置縣文廟予以陳列保護，現存涇川縣王母宮石窟寺文管所。碑通高225厘米，寬105厘米，厚17厘米，題額為“符文式”篆書陽刻“南石窟寺之碑”，額上橫列楷書云：“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書23行，行38字，因碑下部有斷缺，現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記載了奚康生創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陰有出資修建石窟的施主題名，共3列，計56人。

　　1925年春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華爾納率敦煌考古隊來華，在北洋政府的介紹下，北京大學國學門派出年輕的學者陳萬里隨行。據陳萬里《西行日記》記載，進入甘肅之前，他們一行在西安市場上邂逅了“南石窟寺之碑”拓片，從這張拓片上他敏銳地洞察到其歷史和學術研究價值，經調查得知南石窟寺在甘肅涇川，決定親臨現場考察。

　　3月22日，陳萬里一行抵達并留宿涇川。次日一早，他們參觀了陳列于涇川縣文廟的“南石窟寺之碑”后，決定作進一步探究。于是到衙署拜訪了縣知事，知事派出一名差役當向導，帶領考古隊到距城東15華里處王家溝境內的南石窟寺進行了現場考察。陳萬里在《西行日記》中詳細記述了初到南石窟寺的見聞和激動的心情：“石窟寺外之大力士，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極精美。窟內三面均有巨石立像，余見之，惟有瞠目結舌而已。溥愛倫君則跳躍歡呼，如獲巨寶”。

　　進入南石窟寺后，興奮不已的陳萬里注意到主窟內北側臺座下有一塊長方形的造像碑橫臥于地，造像碑表面雕刻精細，只是一些造像已顯得殘缺。根據它的大小及雕刻特征，陳萬里斷定這是原來鑲于“南石窟寺之碑”上方的裝飾碑帽。原來，南石窟寺之碑本來就陳列于南石窟寺之內，后被盜往國外未遂，被時任涇川縣知事的學者、書法家廖元佶移入縣文廟保管。可惜移碑的人缺乏文物常識，僅將文字碑銘移走，卻將雕有美麗裝飾花紋的碑帽棄置于洞窟角落多年不顧。陳萬里用氈子包裹了碑帽放到席篷車上攜往北京大學，收藏于北大國學門考古學會。

　　南石窟寺碑整紙拓本

　　就在同時，華爾納一行則進入西小窟，以破壞性手段企圖鋸走十六羅漢造像頭部，被聞聲而來的當地村民制止，并賠付了維修費后倉惶離去。

　　經過現場考察，陳萬里斷定在南石窟之外必然還存在北石窟。29年后，1954年，在距南石窟北約45公里的荒郊，北石窟寺也引起了社會關注，證明了陳萬里的判斷正確。

　　作為近代南石窟寺最早的學術發現者及認定者，陳萬里在他出版的《西行日記》中自豪地說：“涇川之行的發現乃他‘西來第一得意之事’。”

　　說起“南石窟寺之碑”，就不能不提南石窟寺。南石窟寺位于涇川縣城東7.5公里的涇河北岸，現存5個洞窟，均坐北向南，開鑿于白堊紀紅砂巖上。其中第1窟為北魏開鑿，內容為七佛造像。董華鋒、寧宇在《南、北石窟寺七佛造像空間布局之淵源》一文中認為，其布局方式在河西走廊與中原交界處的古涇州之地相遇，使得南石窟寺的七佛既有繼承也有革新，形成了獨特的隴東地方特色。南、北石窟寺是國內最早以表現七佛為主的七佛窟，它開創了佛窟營造史上一種新的形制。

　　從“南石窟寺之碑”的結銜可以得知，南石窟開創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系時任涇州刺史奚康生主持修建。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北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元老，曾先后出任南青州、華州、涇州、相州刺史，為北魏王朝建立了赫赫戰功。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造反，起義規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魏書》載：“康生性驍勇，有武藝”“為當時所服”，因為他勇冠當世，所以從華州（今陜西大荔）刺史任上臨危受命進討涇州，叛亂很快得以平息。平叛以后，奚康生就留在涇州擔任了近三年的刺史。也就在這短短的時間里，奚康生動員了全涇州的人力和財力，如“南石窟寺之碑”碑文所言：“命匠呈奇，競工開剖，積節移年，營構乃就”，在千百名工匠的辛勤勞動下，終于造就了南、北兩座絢麗多彩的佛教藝術殿堂。

　　南石窟寺外景（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南石窟寺之碑”雖錯失了清代金石研究巔峰時期的學術重視，但能幸存并獲重新重視仍不失為一件幸事。細審其有著個性鮮明的藝術魅力，點畫用筆“豐厚凝重，方折峻利，充滿了生命力和剛毅感，富有雄健的魏碑特點”。結字取勢匠心獨具，字字透過鐫刻者的刀鋒流露出書寫者高超的筆墨駕馭能力。羅振玉謂此碑“從分隸出，頗似《中岳廟碑》”，其章法布局有著明顯的漢碑意味。“南石窟寺之碑”通篇字形大小參差變化跌宕多姿，整體風格和諧完滿。

　　“南石窟寺之碑”是南、北石窟寺唯一僅存的開窟遺物，不僅成為解讀兩窟乃至整個隴東造像背景及造像內容最主要的實物資料，而且也是研究地方志、職官的重要實物資料，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本來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