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巴赫的巨著《摹仿論》（Mimesis）那個著名的開篇，談的是荷馬史詩與《舊約》故事在文體上的差異。他說，荷馬的敘述完整而周到，各種事件都發生在前景，連接緊密，表述從容，什么都不隱瞞；《舊約》故事則朝著一個目標發展，只突出對人物行動有用的部分，其余則任其模糊不清，有時會沒頭沒腦，給人以神秘感。這跟兩者所描寫的人物的身份有關：荷馬寫的是上層社會的生活，《舊約》的對象則不分階級，是游牧或半游牧部族成員。

　　這不正是《紅樓夢》與《水滸傳》在寫法上的區別嗎？《紅樓夢》像荷馬史詩，事無巨細，皆刻畫無遺，工筆細描，筆筆都勾連開去；《水滸傳》像《舊約》故事，刪繁就簡，一氣呵成，朝一個目標進發，只突出聚光燈下的行動，其余都模糊成背景，“傷人乎，不問馬”。這與顧隨的說法高度吻合：“《紅樓》有時太細，乃有中之有，應有盡有；《水滸》用簡筆，乃無中之有，余味不盡。”這是因為，兩者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形態有顯著不同。大觀園是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作者乃耽于文字的聲色，講究細節的豐縟與感官的華美。而梁山泊則險象環生，殺機四伏，說話人線條比較粗放，常有“說時遲，那時快”的強烈動感。

　　不妨舉兩個例子以說明。《水滸傳》第二回寫端王趙佶赴駙馬王詵的府上宴飲，《紅樓夢》第二十八回寫賈寶玉到馮紫英家中飲宴，都涉及皇親國戚，都是酒席上洗手間，也都有贈人禮物的事，正好可以對參。《紅樓夢》里，寶玉出席解手，蔣玉菡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檐下，寶玉見蔣玉菡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問他戲班中有一個叫琪官的在哪，可惜無緣得見。蔣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連稱幸會——

　　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系上，還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系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系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系的解下來，給我系著。”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

　　《紅樓夢》里的禮物，從來就沒有簡簡單單送出去和收進來的，比如這兩條汗巾。寶玉送琪官的松花汗巾，原來是襲人送給自己的。而琪官送給寶玉的大紅汗巾，本來自己系小衣兒也就是褲子的，解下來送給寶玉，當晚就被寶玉偷偷系在襲人腰里了。寶玉無意間成了中介，做了媒，這兩條汗巾也無形中化作信物，為琪官最后娶了襲人埋下了伏線。這是后話，作者還前有導引，側有映射。剛剛在酒席上，琪官念的一句詩，偏巧是“花氣襲人知晝暖”。薛蟠便嚷著襲人是寶貝。而這寶貝，兩回前已經透過進怡紅院的賈蕓的眼睛“溜瞅”了半天，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但襲人把寶玉夜間偷系在腰間的那條大紅汗巾子忙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表明她對“優伶有福，公子無緣”這一命運結局的憾恨。但這又與另一場戲異曲同工。這條大紅汗巾子，琪官說是北靜王送的，偏偏北靜王也送過寶玉一串鹡鸰香（一作蕶苓香）念珠，且系圣上所賜。寶玉后來轉送給黛玉，黛玉同樣不領情：“什么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這不是拐著彎兒罵皇上么？但北靜王老是送東西給面目姣好的少年，也未必不含諷意。

　　到了《水滸傳》里，一切都簡單了，那是囫圇的吃喝，直截的饋贈：

　　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都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凈手，偶來書院里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卻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

　　這一對玉獅鎮紙，一個玉龍筆架，王駙馬隔日就差親隨高俅送去了端王府中，恰遇見端王在踢氣球，高俅一不小心露了一腳，從此發跡。由此可見，在施耐庵筆下，這兩樣東西只是作為道具，起了黏合情節的功能，不像曹雪芹筆下，每一物事總是勾連起故事的發展，穿織起人物的命運。所以，曹雪芹會把汗巾的來歷和特點一一交代，是北靜王送的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系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施耐庵則一筆帶過，“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要問怎樣的玲瓏，哪一個匠人？不提。

　　《紅樓夢》里，“于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水滸傳》里，“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但是，兩個段落里發生的一切，《紅樓夢》依然在回環往復，余韻不絕，而《水滸傳》卻收繳干凈，到此為止。施耐庵是線型的敘事，一切都懸空在目前，只一束光打在上面。曹雪芹的敘事卻是網狀的，拿奧爾巴赫的話說，是像荷馬一樣光照均勻（uniform illumination），所以旮旮旯旯都能顯影。宋淇是唯一曾經把曹雪芹與荷馬相提并論的人，因為小赫胥黎（Aldous Huxley）指出荷馬的偉大就在于能夠將事物的整個真相（the whole truth）全盤托出，這在宋淇看來，一如曹雪芹的明鏡高懸，遍觀圓照。

　　如此看來，《紅樓夢》在感官、語言上的品位是不是比《水滸傳》要高出許多呢？不能這么說。奧爾巴赫認為，荷馬史詩與《舊約》故事這兩種文體，事實上無分高下，它們只是不同的風格的基本類型而已。文字的繁簡都是服務于總體需要的。《舊約》寫亞伯拉罕帶一仆一驢和愛子以撒走了三天路去燔祭上帝，沿途全無風景。《水滸》也是行動中的詩，好漢們走的都像是一條空蕩蕩的路。不是從作者看來，而是從人物看來，途中沒有什么好瞧的，安全走到就不容易了。作者不會僭越到人物前頭去發話，比如上面引過的那一段——

　　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

　　不落手就是不釋手。然而，旁人眼里不曾落手，是純粹的客觀；人物心中不愿釋手，便是主觀介入了。這個分寸要拿捏好。“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同樣是即時的口氣，在場的語境。難怪牟宗三盛贊《水滸》的文字，說一有風致，二極透脫，觸處機來，步步是當下。

　　顧隨也極贊施耐庵的文筆之妙：“若《紅樓》算‘能品’，則《水滸》可曰‘神品’。”但是，若換了另一個角度，曹雪芹的境界似乎又更高了，因為如馬鳴《大乘起信論》所說的，粗中之細，菩薩境界。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因此，同為對人類現實的再現與復敘，《紅樓夢》的世界更接近于我們今天絕大多數人所認知的那一個：人物牽扯在各種各樣的關系之中，說話和行動都得注意他人的感受，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總之，大觀園里都是規訓了的社會人，不像山寨水泊中人，只憑自然驅使。

　　（作者：江弱水，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