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轉化，創造性發展

——序馮玉雷《野馬，塵埃》

鄭炳林

　　從1998年算起，到今年，與馮玉雷相識已經整整二十年。他年齡小我十歲左右，但一直稱他“老馮”。

　　這些年，很多人事都在變化，但老馮卻像匹駱駝，不急不躁地走自己的路。此前就知道他潛心創作長篇小說，但我搞學術，并無太多關注文學。初識那年秋天，他出版第一部敦煌文化題材小說《敦煌百年祭》。看到贈書，我由衷高興——敦煌學雖然是顯學，但甘愿忍受寂寞、潛心做學問的人還不是很多。老馮以文學創作的方式走近敦煌學，我們多了一位同道，當然令人欣慰。他從這本小說開始，長期坐冷板凳，在敦煌學術與文學創作之間默默探索，陸續完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等小說和敦煌題材影視作品《失蹤的女神》《飛天》，成果頗為豐富。據我了解，在他這個年齡段的作家中，如此自甘自愿下笨功夫，把敦煌學文獻、學術成果消化，然后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并不多見。敦煌學博大精深，既是學術寶庫，又是文學富礦，我覺得應該有更多作家進行文學藝術化轉化，但事實情況是，大多數作家視而不見。從這個角度來考察，且不說老馮敦煌題材小說探索狀況如何，單就這種眼光和魄力，足以稱道。

　　老馮樸素真誠，兼有作家的浪漫和學者的嚴謹。他以作家的文學浪漫視角審視敦煌文化遺產，又像乾嘉學派的學者那樣索隱求證，樂此不疲。每次創作大部頭作品前，他都要做足功課，大量閱讀各方面敦煌學專著或論文，時不時還約請李正宇、朗樹德、張德芳等學者聚談有關問題，也盡可能參加敦煌學方面的學術會，向參會的鄭阿財、郝春文、柴劍虹、耿昇、榮新江等學者請教，真正做到了謙恭自牧，不恥下問。有些朋友私下閑聊時談到老馮，多少有些惋惜，說他如此刻苦，悟性又好，如果讀學位，不管學問做多大，至少在世俗層面上來說不會“得不償失”。例如，《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用了八年時間，《敦煌遺書》三年，《野馬，塵埃》又是七年，僅這三部長篇小說就耗去十八年時間！

　　此等專注和淡定，令人感喟。老馮“忙人之所閑，閑人之所忙”，如癡如醉鉆研學術，寫小說，似乎只在“過癮”。老馮涉獵范圍較廣，從敦煌學到人類學，從美術學到考古學，猛下功夫，付諸于文學創作。他有不少創見，若寫成學術文章，質量應該不錯。他不但擅長文學作品，也能寫研究文章，有些學術文章在《中國比較文學》《蘭州大學學報》《甘肅社會科學》等重要刊物發表。可他偏編像一位古樸的史前銅匠，辛勤找礦，辛勤采礦，辛勤冶煉，辛勤提純，然后鑄造成有分量的精美青銅器。于是，他的小說中“干貨”增多，但也使得不少應該面世而未能面世的有價值的學術文章永遠“稀釋”進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中了。這些年，老馮孜孜以求，把興趣變成工作，把工作變成事業，把個人發展融入民族和國家長遠發展中，成就斐然。這個時代，要拋開諸多世俗誘惑、義無返顧追求自己理想，沒有武人之果敢氣魄，很難做到。是什么讓老馮咬定青山不放松，堅定不移地去做一位孤獨的探索者？我認為，是他無欲則剛的寧靜和悲天憫人的天然情懷。敦煌文化乃至絲綢之路文化，能夠經受紛繁的大浪淘沙沉淀下來，就是因擁有這種直指人類共性的崇高情懷吧！當今世界，更需要優秀文化文學成果春風化雨，慰藉溝通人們的心靈。老馮的敦煌題材小說完全不同于井上靖，已漸入佳境，具有獨創性，開拓性。盡管一時半會不能被大多數人理解接受，但從長遠來說，我們堅信其價值會越來越多地顯現。含著眼淚耕耘的，必歡呼豐收。

　　2008年就知道老馮開始為創作《野馬，塵埃》做準備了，誰都沒料到，《野馬，塵埃》即將“殺青”時，2012年5月，西北師范大學把他從普通編輯崗位直接調至《絲綢之路》雜志社任社長、總編輯。老馮暫停小說創作，很快就適應“領導角色”，率領一幫人經營雜志，干得風生水起，策劃實施很多有價值的文化考察活動，例如他們連續進行的十四次玉帛之路文化系列考察活動，影響頗大。老馮干什么事情都全神貫注，但又靈活機動。“武人不茍戰，是為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為文中之武。”正是因為這種真誠自然的稟賦，又肯吃苦，能吃苦，敢吃苦，做文做事做人，都如同行云流水，讓人賞心悅目。老馮與人交往，也沒有符號化、社會化的東西，讓人舒服、踏實。因為沒有機心，他同很多學者都建立了深厚友誼。例如與翻譯大家耿昇先生，他們交往到了“忘形到爾汝”境界。究其因，除性情相投外，老馮創作《野馬，塵埃》主要依據文獻資料乃是耿先生翻譯的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著作的《吐蕃僧諍記》。他們的交情已超越學術本身，超越世俗層面的一切。2018年4月10日10時，耿先生在北京猝然仙逝，老馮痛徹心肺，在微信中寫道：“晴天霹靂，太突然，驚訝至極！房間沒開燈，黑暗越來越濃，我渾身無力，在床上靜靜躺了很久，回憶以前交往的種種…… ”4月11日又寫詩懷念：“耿昇先生是一座高峰，我總是虔敬仰望。現在，只能凝望他，越來越遠的背影了，悲苦難言。天山腳下，秦嶺山中，雅安道上，多少往事依然鮮活…… ？”4月12日早晨，又寫了長詩《天鵝之歌——紀念耿昇先生》，長歌當哭，寄托哀思。我與耿先生是學術上的同道、摯友，非常理解重情重義的老馮。他不但對朋友至真至誠，對筆下人物，對每一粒文字都關懷備至，充滿溫情。他的敦煌系列小說、散文、詩歌，甚至那些隨手寫下的微信短文都像玉石一樣純凈、澄澈。

　　從文學角度來看，老馮的小說有許多可深挖之處。《野馬，塵埃》煌煌百萬言，歷史跨度大，內涵豐富，表現手法多樣，值得讀者仔細品味，這里不再贅述；從旁觀者或者朋友角度觀察，我覺得最可道者是他悲天憫人的文化情懷，這與敦煌文化精神暗合。老馮并非刻意追求，乃是天性，自然而然在小說中生成，天然去雕飾，也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始終認為，人干事業離不開生活，事業狀態與生活狀態應該是統一的。演員只有在舞臺上才能盡情發揮，也只有那時才是演員，離開舞臺就回到常人狀態。但學者、作家則有所不同，著述時段的狀態忘我投入，離開書房后面對生活中的一切，也還是帶著悲憫情懷去關照、體悟。這很重要。

　　老馮做事專注認真，我們覺得他能把《絲綢之路》辦好，不過肯定影響小說創作。誰料，他還是利用業余時間修改完善了《野馬，塵埃》；其后，2014—2018年，又在十幾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基礎上創作了另外一部長篇小說《禹王書》。從交流中能感覺到，他已經把敦煌三危山旱峽史前玉礦遺址的最新考察成果用于創作中，這標志著老馮的小說創作進入到更為宏大的文化領域，這也表明他的創作狀態還是十分飽滿的。我想，老馮的很多朋友都會與我一樣，長長出一口氣。長期關注他創作、在省直某部門擔任領導的胡秉俊先生曾說：“從短期來看，創作可能受些影響，但從長遠來看，可能視野更為宏闊！”

　　老馮的創作證實了他的判斷。

　　前不久，看到老馮一段微文：“往往，有些不搞文學理論的非專業人士能說出驚人之語。例如，多年前一個晚上，在詩人才旺瑙乳家，偶遇這樣一位朋友。當時，瑙乳喝多酒了，呼呼睡去。我和那位朋友打算禮貌性聊幾句就告辭，孰料，幾招過去，很投緣，海闊天地，聊文本，聊人事，聊女性，幾乎無話不談了。后來，我問他對當紅作家某甲與某乙的看法。他說：某甲的作品有些粗糙，但渾樸大氣，有高山大川之美；某乙的作品精巧細致，如同微雕，不能說不美，但到底小氣了……我暗暗稱奇，他看得準，說得也到位！……近些年，由于種種原因，我很少看當代作家作品。九月八號，與閻慶生、劉明琪、張宗濤諸師看望老作家侯雁北，得贈《靜夜的鐘聲》《華山卵石》《月夜》等作品集，遂進入他世外桃源般的文學世界，連續幾天沉醉其中。尤其是《月夜》首篇《外婆的嘆息》感人至深！雖然約萬字，但大氣磅礴，又不失精巧細致，真乃大師手筆也！”

　　老馮評侯先生的文字，用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也很恰當。

　　對小說，我是外行。我們平平淡淡交往二十年了，是深厚交情讓我有信心和動力愿意寫下這些感想。今年，我不再染發，老馮和李樹輝等朋友不習慣我的滿頭銀絲，都力勸繼續染黑。我清楚，他們不愿赫然看到時光流逝，不愿聽到時間之輪軋過大地的刺耳聲音。我理解他們經過歲月洗練的情誼。佛教有首偈頌說：“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即無種，無性亦無生。”仔細想想，舉凡做學術，做實業，搞文學，何嘗不都是如此呢？我的很多朋友對人事，對學問，對工作，因為投入真摯感情而變得純粹、清澈，他們的作品不會因為時光流逝而褪色。敦煌學界、文學界有了馮玉雷的小說創作，便多了一份鮮活生動。隨著人們對“一帶一路”經濟文化的認識加深，文學界應該會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關注文物、文獻及歷史文化遺存中蘊含的文學元素，會有越來越多的作家不慕浮華，心甘情愿走上比較清苦的學者型創作路子。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問收獲的人，往往會收獲到意外的成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馮已經在西北大地上營造了內涵豐厚、風格獨特的“文學綠洲”。他肯定還要繼續創新，要把文物文獻中蘊含的活性元素進行當代文學轉化。大家都無法預料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模樣，但堅信他的創作之路會越走越堅實，越走越輝煌！

　　2019年9月12日初稿

　　2019年10月23日定稿

　　鄭炳林，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長江學者、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敦煌學。

　　本文轉自《大西北文學與文化》集刊（2020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