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馬倏忽掃塵埃（代序）

柴劍虹

　　承蒙馮玉雷先生眷顧，得以先睹他的百萬字長篇新作《野馬，塵埃》。因種種原因，多年來我極少閱讀現當代的長篇小說；但是這部長篇主要取材于敦煌藏經洞、吐魯番等地出土的文獻資料與相關歷史典籍，作為一部歷時七年創作的以絲綢之路文化為題材的重要文學作品，當然會引起我的興趣。然而，作者精心設計的獨具匠心的篇章結構，時空交織的敘事方式，歷史大背景下真實人物與與虛擬場景、奇幻心理的描述，乃至紛繁交錯的矛盾糾葛，廣闊而豐富的社會生活畫面，還有當代網絡語言的穿插使用，使閱讀習慣單一、對現當代小說創作所知甚少，又脫離“時尚”的我讀得相當艱巨。因此，當作者囑我為之撰寫書序之時，竟不知該如何下筆。好在我對敦煌的歷史文化尚略有所知，對作者多年來從事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意圖也比較清楚，欽羨、惶惑之余，談些心得，聊充“代序”，請玉雷及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我國的敦煌與西域地區，是世界上幾大古老文明集中（或曰唯一）的交匯之地。而文明的交融，往往伴隨著人口遷徙、經貿往來、政治爭斗、宗教傳播、戰爭較量而進行，成為人類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文明的交流與互鑒也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強大動力。可以說，自古以來，我國敦煌與西域地區的文明交匯，無論對中國各民族文化的發展、變革、繁榮，還是對域外各國各民族文化的發展、變革、繁榮，都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文明交匯，正是小說《野馬，塵埃》的主題。

　　“野馬，塵埃”之說，當源自我國先秦名著《莊子》中的“逍遙游”篇：“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后世注釋家對此有種種解讀，其中最能給我們以啟發的是“四生雜沓，萬物參差”“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這十六個字，因為道出了人類的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本質聯系。當然，小說作者應該還有更深層的用意。據史籍記載，敦煌的渥洼池是出天馬之地。盡管這里帶有濃烈的民間傳說色彩，卻印證了西漢王朝西求天馬這一個追求文明交流的歷史事實。我以為這部小說里的“野馬”是帶有明顯的象征意義和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的（請注意其“青木部·金牛座卷”中對“野馬”一詞的多種注釋）。小說從頭至尾散發出“野性”和“神秘色彩”——如果我們能細細品味兩千多年前孔子所言“禮失而求諸野”，那么對“野”的內涵，當有一番新的感受。主人公尚修羅出生之時，便能用西域地區流行的多種民族語言，滔滔不絕地講述如夢如幻的神秘故事（統名《寧布桑瓦》，亦稱“野馬”），使人們感覺到如同降生了一匹不同尋常的充滿了野性的天馬。誠如小說中言：“《寧布桑瓦》多處文字如野馬狂奔，塵埃飛揚，荒誕不經，類于《山海經》《占夢書》，時見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當然，其中也不乏崢嶸高論，浩蕩奇言，且最大程度體現客觀真實。”看似天馬行空，光怪陸離，卻在紛繁的故事情節中開啟了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文明交匯的大幕。

　　文明交匯的主體是“人”，是在大的歷史人文背景下社會生活中的各色人等。請注意作者自撰的小說“引言”里的一段話：

　　小說以安史之亂前后的中國唐朝為歷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區為人物活動大舞臺，以人文關懷視角審視在社會動蕩時期人們心理受到重創后痛苦的生活狀態，以多種藝術手法表現社會各階層、各民族人們在動蕩歲月中的尷尬歷程，及追求真善美的執著決心。

　　小說描述的盛中唐之際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敞開胸懷進行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時代，也是因安史之亂造成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經濟衰落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的文化卻得益于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續了大發展的態勢，呈現出空前的豐富多彩。一方面是“動蕩歲月中的尷尬歷程”，同時另一方面則是“追求真善美的執著決心”，兩者看似矛盾沖突，實則相輔相成。這部小說涉筆的人物數以百計，上至帝王將相、部族首領、高僧大德，下到叛臣逆子、巫婆駝夫、歌妓舞女，都成為承載文化的鮮明符號；涉及的歷史事件錯綜復雜，無論是遣使通好、設防羈縻，還是攻城略地、招降納叛，抑或僧諍辯理、修文經商，其間充滿了真善美與假惡丑的搏擊。小說結尾前，“前河西觀察判官、散朝大夫、殿中侍御史、舍人王錫奏表”頗值得細讀，其中說道：“我風燭殘年，唯有一念，使吐蕃與唐朝永遠交好。”又說：“不管梵語還是吐火羅語，不管突厥語還是粟特語，都是承載教義的工具，如同虛幻的野馬，飄揚的塵埃。其實，您所謂的‘野馬’應該準確地描述為‘像野馬一樣升騰的云氣’，與我所說的野馬迥然不同。云氣在太陽照射下很快就會消失，而野馬不管在沼澤、冰面、雪山還是草灘、戈壁、沙漠，都能夠像唐語那樣穩定地保持和諧緊湊的形態和秀麗多姿的時態。”全書一直以多種民族語言來象征不同文化，而這里的“野馬”“塵埃”并非虛幻的云氣，而是穩定、和諧的實際存在。不管是吐蕃貴族之子尚修羅“倏”、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忽”，還是那個安祿山的同母兄弟、侏儒阿嗜尼，他們在書中的所作所為，他們的“命運”或者說是“使命”，就是在紛繁復雜的政治、軍事斗爭與經濟、宗教活動中承擔文明沖突與交融的任務。

　　小說最后，吐蕃贊普命頓悟派高僧摩訶衍與漸悟派高僧蓮花戒展開辯論，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諍大會”（其具體內容也有幸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的寫卷中）。論辯的結果是漸悟派占了上風，頓悟派須退出藏區。但實際上，這場論辯的結果并無輸家，兩派之間取長補短，不僅對佛教的進一步中國化起了推動作用，也為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形成、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小說結尾，摩訶衍將傳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鐫刻到十二只‘羲和’與十只‘混沌’之上，又將“羲和”安裝到月角位置，將“混沌”安裝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輝，光耀世間，正喻示著文明的進步。野馬倏忽掃塵埃，天翻地覆慷而慨。我以為，這就是玉雷這部長篇所要宣示的主旨。

　　至于小說在結構、章法、情節展示等方面的特色，在語言風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藝術手法，則要請廣大讀者去自行鑒賞和品味了。我的粗淺感受似可擬為一聯：運斤有方，一顆匠心獨具；變幻莫測，萬變不離其宗。不知馮君以為如何？

　　2014年7月初稿于北京

　　2020年定稿

　　柴劍虹  原中華書局編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顧問，主要研究敦煌學。

　　本文轉自《大西北文學與文化》集刊（2020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