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行遠至深 敦煌不孤

　　——紀念藏經洞發現120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施秀萍 蘇家英

　　11月7日舉辦的2020敦煌論壇——紀念藏經洞發現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與往年有些不同。

　　“因為需要嚴加防控疫情，今年我們沒有邀請國際友人參會，但是聚集了國內在敦煌學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一百多名專家學者，這樣一場學術交流盛會促成的思想碰撞，將給我們未來的研究提供巨大的助推力。”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這樣評價。

　　衍生與拓展，敦煌顯學走向繁盛

　　自敦煌藏經洞的數萬卷古代文獻及紙本絹畫始見天日以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常書鴻先生、段文杰先生等中國大批專家學者奔赴敦煌開展研究。

　　進入21世紀，以“敦煌學”為中心的史學、宗教學、古代文學、語言學、藝術學等學科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喜憂參半，他看到了敦煌學研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以前我們主要關注石窟和文獻研究，現在敦煌學研究衍生出了更多的學術機構和學術產品，如對敦煌樂舞、服飾的研究等。前不久在蘭州大學首演的《敦煌廿詠》音樂會，便是敦煌詩詞、樂舞研究的一項優秀成果。”

　　敦煌學的研究領域在不斷拓展、交叉。由一個敦煌，衍生到了對整個絲路文化的關注；再由一條河西走廊，通向中原、中亞地區；敦煌學研究與蒙古學、藏學研究等交叉融合孕育出大量新的學術成果。

　　鄭炳林感嘆，這是敦煌學研究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論壇上，北京大學教授榮新江作了《敦煌吐魯番文書與歷史研究新視野》的發言，他從三個方面提出了吐魯番文獻為敦煌學研究提供的新視野。

　　首先，透過吐魯番文書，能夠以小見大了解整個唐朝社會的舊貌；其次，除了漢文史料，還可以通過于闐語、粟特語、回鶻語、蒙古語等多種語言的史料文獻，明晰西北民族史的脈絡和細節，促進東西方寫本的交流；再次，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大量的醫書、針灸書等，是觀察民間醫療社會的絕好資料。

　　多語言史料研究，幫助我們向前看、向遠看，但我們還需要回頭看未解的舊題。浙江大學教授張涌泉以《敦煌藏經洞之謎發覆》為題，探尋三界寺僧人道真與藏經洞封閉之間的關系。

　　藏經洞的封閉時間在11世紀初，其封閉原因至今是謎，眾說紛紜。后來施萍婷、榮新江等專家學者提出藏經洞文獻應與道真修復佛經有關。通過大量普查業已刊布的敦煌文獻，張涌泉和他的學術團隊猜想，藏經洞的封閉，與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復工作結束有關。

　　驗證猜想需要幾個步驟。需要收集史料了解道真其人其事；通過分析比對敦煌文獻的殘卷比例，得出敦煌文獻以殘卷為主的結論；還要搜集大量的修補實證，證明道真所做的殘卷綴合修復工作。

　　除此之外，各專家學者還積極探討了關于敦煌隋朝壁畫裝飾的光色特性、“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保管權之爭、莫高窟元代織繡品研究、敦煌出土醫藥文獻總體特點和敦煌回鶻語詩歌格律特征等問題。

　　趙聲良說，經過百余年的探索研究，敦煌的價值越來越受到關注。

　　滿眼繁盛景象之余，鄭炳林開始擔憂敦煌學如何應對新的挑戰。數字化技術，縮短了人們與敦煌文化的距離，但一定程度上，又拉遠了人們與敦煌深交的距離：既可足不出戶，何必遠行千里？

　　人才與科技，敦煌研究行遠至深

　　因為科技，曾經偏居西北一隅的莫高窟，愈加成為廣為人知的重要文化地標。

　　它的過往與現在日漸清晰，而它的未來，會變成何樣？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羅華慶，在論壇上發表了《數字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項目——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回歸》的發言，介紹了數字化技術將如何參與敦煌文化的未來。

　　文物數字化，可以對文物進行現狀記錄、影像保存，建立數字化檔案，也可以通過數字化成果展達到宣傳的目的。

　　120年前，1900年6月22日，敦煌藏經洞中5萬多件文物以及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敦煌石窟構成的敦煌文化，走向了國際。

　　令人惋惜的是，許多文物流失海外，且目前并沒有一個精確的流失數量，據不完全統計約有4萬件。

　　前賢們不斷努力，在上世紀末，通過出版的方式使大部分文物資料得以刊布。之后，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世界各收藏藏經洞文物的機構相繼開展藏經洞文物數字化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目前2個主要項目均由外國主導。1994年，英國圖書館啟動國際敦煌項目（IDP），目前已建立英、中等7種文字的數據庫；2015年，法國國家圖書館向敦煌研究院等機構贈送館藏敦煌文獻的高清數字資源，實現了在法藏敦煌文獻的數字化回歸。

　　作為中國的文化瑰寶，莫高窟流失海外文物理應由我們自身積極去追尋和宣揚。近年來，中國做出積極實踐，僅敦煌研究院就擁有近百人的文物數字化團隊。

　　從事敦煌研究40多年的馬德，在專題發言時重點介紹了敦煌遺書數據庫，現場展示了數據庫檢索、導出文獻的功能，操作很是便捷。

　　除此以外，在我國還有一些高校科研所研發的“敦煌數據庫”“敦煌文獻數字圖書館”等不同規模的數據庫。

　　現有的數據庫，完成了部分敦煌藏經洞文物基本信息的錄入，但是缺乏數字化技術的全面支持，未能采集文物的體量、形狀、質感、肌理、精度等完整數據，并未建成系統的數字資源管理平臺。

　　為了加速文物回歸和共享的進程，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牽頭提出了“數字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項目——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回歸”項目。

　　這一項目將通過國際合作，系統調查、梳理、甄別海外現存的藏經洞文物，對其進行高清數字化采集。并且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前提下，建設敦煌藏經洞文物數據庫和網絡發布平臺，實現資源全球共享。

　　但是，僅靠科技賦能，還遠遠不夠，人才賦能可以為文物數字化提供持續性推動力。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多次強調廣納英才、竭力樹才的重要性，“今年敦煌研究院計劃招錄20余人，應聘者接近百人，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說明人們現在越來越認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了。”趙聲良很欣慰年輕人愿意沉下心來守護、研究敦煌文化。他繼續談道：“招錄人才只是第一步，后續還要悉心培養、助其成長。”

　　在多學科深度融合的敦煌學研究背景下，復合型人才的培養不容忽視。

　　敦煌研究院為研究員們提供了許多國際性課題，為其提供頻繁的國際交流機會。同時，與高校開展密切合作，讓理論知識與實地實操結合起來，培養復合型人才。趙聲良說，很多高校文物保護、考古和藝術研究等專業的學生，通過在敦煌研究院實習工作，得以全面發展，令人欣慰。

　　斗轉星移，歲月流逝，敦煌文化將因前賢、現人、后者的守護和宣揚，成為這片中亞大陸腹地深處的文明制高點，撐起一片浩瀚藍天，經久不衰。